在中国茶叶贸易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绵延万里的茶叶之路，其沿线有许多与水路相通、陆路相连的“口”，这些“口”成了货物畅流的商埠或贸易集散的重镇。明清以来就形成的“南茶北销”的茶叶之路，其走向从南方茶叶产区闽赣两省起，一直溯江南水路入中原，水浮陆转间，走过了河口、湖口、九江口、汉口、杀虎口、张家口等地，带动了此地商埠繁荣和口岸城市的发展。 与闽相邻的江西铅山县，其河口古镇称为“万里茶道第一镇”。河口古镇曾是繁荣商市，茶行林立，全国各地茶商云集于此，茶商就在河口收购茶叶。明代万历年间英国商人威廉 • 马克思在其《茶叶全书》中赞叹：“河口镇为中国内地最重要的市镇之一。”其后的英国商人罗伯特•福琼在他的《中国茶乡之行》一书中，对河口描述是“河口是一个繁华的大市镇，茶行林立……英国商人到内地自行采购红茶时，可选择河口作为据点。”由此我们看到了明、清时期的河口，不仅是中国知名的繁华大都市，也是世界知名度极高的茶市。 明万历年间（1573 ～ 1619），湖坊巡检司移驻河口镇，清乾隆四十年（1775），广信府将同知移驻河口，设同知公署，直至民国 5 年废止。河口商贸繁荣鼎盛时，沿江建立的十个码头，“船到码头，三日不能靠岸”。明、清时期，福建商人在河口开设了福建会馆和邵武会馆，这些商人中有许多来自闽南沿海，将沿海信奉妈祖的信俗，也带到了河口，出现了天后宫的妈祖庙建筑。河口与闽北茶区武夷山毗邻，大量的茶商从武夷山采购到的茶叶，翻越分水关后，进入河口转运，促进了河口的茶市繁荣。 湖口也是南茶北销沿线上的节点城市。它是鄱阳湖与长江对接的入口处。湖口地处北纬 29.75 度，滨江临湖，水陆交通便捷，独特的丘陵地貌，常年云笼雾遮，气候适宜，是江西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历史上，湖口不仅承载着从铅山河口重镇装运来的茶叶，而且还接纳了附近产茶区汇集来的茶叶。比如浮梁就是有名的产茶区，因为水路与鄱阳湖贯通，所以前来浮梁买茶的客商不计其数。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在他的《琵琶行》长诗中，就生动描述了唐朝时浮梁茶市的风情：“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从“去来江口守空船”一句中，我们得知茶商采购茶叶的船只要经过的“江口”，就是鄱阳湖与九江口的交汇处。这些“江口”实际上也是茶叶之路上水浮陆转的必经之口。清乾隆时期，产自湖口、浮梁一带的红茶，曾吸引了大量外地远道而来茶叶采购商，他们运茶所走的路线，先通过昌江水路运到鄱阳湖，再经湖口进入九江口，入长江后溯江北上。而广州口岸开放后，赣水流域茶乡所产的茶，仍是沿着水路溯赣江而上越大庾岭，再经过珠江水系进入广州销售给洋商万里茶道进入长江水路后，最重要的“口”就是汉口了。茶叶之路由此进入水路航运。从河口到汉口，流传这样一句话：“买不完的河口，装不完的汉口”，说明汉口是万里茶道上的黄金水道。古代，汉口镇为汉阳府下汉阳县汉口镇属地，为天下四聚之首，旧时汉口，曾有“天下四聚”之称，“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据刘献廷《广阳杂记》），又据日本学者水野辛吉著《汉口》一书载，自俄商垄断汉口的茶叶市场后，山西茶商分化为直接与外商贸易的“洋庄”和继续往来蒙古做生意的“口庄”两类。口庄每年运往蒙古的茶叶约 8 万箱，运往张家口的约 4 万箱。在樊城换装的茶叶数量最高年份可达 30 万担以上，最低年份也有 10 万担左右。大批茶叶在襄阳换装，运茶后南归的大车和骡马载回北方物产，又成为南来茶船的回程货源。 汉口担当了中原地区水陆之途的转运，它还连起了长江与黄河，连起了南方与北方。从汉口西来的茶船在这里也有分流，从樊城沿汉水西上，不到 100 公里处为老河口。老河口是襄阳域内的一条内河的码头集镇，距其不远为丹江入汉水处，因此也称“口”。清代中期，汉江上汉口到襄阳的船每年约有两万只，老河口到樊城、樊城到社旗，长期往返的船只大概在 1600 艘。可见当时襄阳水运的发达。从汉口到襄阳的汉水航线，成了从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不同茶叶产区汇聚而来的茶叶集散地，当年晋商就是借助汉水入襄阳的捷径，将汉口趸足的茶货，源源不断地通过汉水入襄阳、再入唐河，进入河南中原地区，完成了水上运转之后再次陆运。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山西商人经营的茶叶，主要途径由汉口运往距汉口 350 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在樊城起岸后，装大车运往张家口，运往归化厅（今呼和浩特市），经由恰克图运往俄国市场。 茶叶之路从中原地区入晋蒙的商路上，需要翻越一个自古险峻的长城关隘，它就是山西省右玉县域内的杀虎口。清政府曾在此设置税卡，晋商称之为“西口”，后改移归化城。出西口后的经营地域，主要是三大营地：前营、后营、西北营地。前营即乌里雅苏台一带，后营即科布多一带，西北营路则是北雅尔、伊犁、古城子（奇台）、红庙子等处。《绥远通志稿》载： “绥为山西辖境，故经商于此者多晋籍。其时投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茶商要过杀虎口，除了无法避免的关税压力外，还有强盗匪帮的抢劫杀戮。因此，走西口是很艰难的一次商旅，也是过生死关。此关是要隘。因此再猛的老虎从此过，守关人也可凭地势之险，空手杀得猛虎。 过了杀虎口，就是蒙境了。杀虎口与内蒙古和林、凉城二县接壤，东临塘子山、小五台山，西傍大堡山，北靠雷劈山，南对咽喉梁。外长城横亘其口，沿山岭向东北和西南延伸而去，像半月牙把杀虎口围在其中，东西山岭两侧，坡陡壁立，呼大公路蜿蜒其间，有名的苍头河纵贯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过了杀虎口的茶叶运输，主要借助蒙商的驼队，也称驼帮。蒙古许多商人以经营驼运为业，很少亏折，获利巨厚。行商驱赶着骆驼队，分赴前营、后营及西北营贸易。这种贸易途中没有旅店可宿，须结驼队行进，自携锅帐。来往于杀虎口的商货，不仅仅是茶叶，还有北方的药材。如鹿茸开市之时，交易量日达 20 万两白银，甘草约 50 万银元。采购商来自内地，他们勇闯西口，敢入蒙境贸易，甚至学会了蒙古语，成为“通事行”，当时最大的“通事行”，就是晋商创办的“大盛魁”。光绪十九年（1893 年），在呼和浩特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这一名称也同样出现在当地驻军的号衣上。显然，归化城正在改变它以前的名称。到了民国年间，“西口” 仍然是归化城的别称。 如果说茶叶之路上的西口是晋域入蒙的关，那么，张家口又是茶叶之路从冀入蒙的重要关口了。清末民国年间，民间有“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的民谣，喇嘛庙指的是多伦，东口是张家口，那就是说，多伦、张家口、包头、俗称西口的归化，这四个地方共同构成了蒙古地区的四大商业城镇。今天大同、朔州一带的山西人，把去内蒙古西部，只叫做“出口外”，从内蒙古过长城、到山西境内，叫做“回口里”。 茶叶之路上的张家口，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塞外古城，历来成为北方各民族杂居之地。张家口经历了清北方陆路商埠形成的沧桑变迁，含有察哈尔蒙古游牧文化特点的张家口传统文化。张家口西北东三面环山，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周围的山势南宽北窄，到北部有一山口“大境门”，出了山口，就是通往蒙古高原的狭长孔道，一直通向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被称为“张库大道”。“张库大道”是当年茶叶贸易重要的运销线路，兴于 1860 年前后。经张家口到塞外的这一条商业之路，也就是人们俗称的 “走东口”。在张家口最活跃的商人，还是晋商居多。清代张家口有四大茶庄：大裕川、大玉川、长裕川和长盛川。以大裕川茶庄为例，当年，清廷曾为其经营的茶叶赐予红色“双龙票”，使其购销畅行无阻。 张家口的大境门外，是茶叶之路上重要的“旱码头”。独特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境门见证了张库大道商贸繁荣和茶叶流向蒙古库仑再入恰克图的历史，张家口因此被称为“中国万里长城四大关口之一”。据记载，当时设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有英国的“德隆”、 “仁记”、“商业”、“平和”，有德国的“礼和”、“地亚士”，有美国的“茂盛”、“德泰”，有日本的“三井”、“三菱”，还有法、俄、荷兰等的商行，总数达 44 家，可以和同一时期的天津、上海相媲美。张库大道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汉口开埠密不可分。1861年，清政府与中、法、俄签订《北京条约》，汉口成为新辟的通商口岸。 1862 年，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俄商们取得在中国南方直接在茶区采购加工茶叶的权利；且俄商在中国边界百里内免税。张家口，成为俄商涉足华夏内地采集丰富物产的必经之地。（邹全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