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熹（1130-1200），复兴、传承、发展了儒家学说，集成、创新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朱子理学”，延续并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素有“理学名邦”“道南理窟”称誉的闽北，是“朱子理学”的发祥地，更有推进朱子文化传承、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本期开始连载“朱子理学”的思想理论，以飨读者。

“朱子理学”，即朱熹的思想文化体系。其产生和形成，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反映，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由孔子、孟子为首所创立的以仁义道德、治国理政为核心的儒学，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但在历史长河中，由于诸子百家争鸣，特别是受本土道教挑战，外来佛教冲击，加上改朝换代，社会矛盾交织，儒学由盛而衰。

到了北宋，国家虽然统一，但是民族矛盾尖锐，战乱不断。同时，国内阶级矛盾也十分激烈，社会尚不稳定。尤其是儒学式微，人们思想文化混乱，精神迷茫，信仰断裂，道德沦丧，人心思变。以“北宋五子”（即江西庐山濂溪周敦颐的濂学，陕西关中张载的关学，河南洛阳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河南邵雍的象数学）为代表的一批儒家学者，阐释儒学义理，整顿伦理道德，重兴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儒家文化；并且提倡通经致用，议政理事，经邦治国。这就使儒学重新回归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地位，也开始创立了理学。

理学，亦称道学，新儒学。是继承和发展儒家哲学思想的学说；也是阐释事物道理、准则、规律的理论。对于人类，是符合道德的精神、灵魂与指导思想；对于一切自然现象，即是客观存在的规律。

进入南宋，生长在闽北的朱熹，面对的是内忧外患的半壁江山，以及积贫积弱的衰世社会。但在父亲朱松、老师李侗等的儒道理学的训蒙教诲下，又经历了从政、从教的大量社会实践的教育，使他认识到，要拯救国家危亡、社会衰败、世风日下，必须先要拯救人心，而儒道理学正是天下救世济民之方，从伦理道德教化下手，进而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决心仿效孔孟，竭尽毕生精力，建构宏大缜密的“朱子理学”。

当时，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福建闽地又离战乱较远，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为“朱子理学”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创造了有利的文化资源与氛围。

“朱子理学”是集理学成果而系统化、理论化与其大成，是儒学理论的新发展、新创造。朱熹不仅集“北宋五子”之学、“东南三学”（即张木式为代表的湖湘学，吕祖谦为代表的浙学，陆九渊为代表的赣学）、“南剑三先生”（即杨时、罗从彦、李侗）之学及理学南传的游酢之学、“武夷三先生”（即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之学；又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同时，这也形成了以“朱子理学”为代表的闽学。

博大精深的“朱子理学”，构建了自然、社会、人生整体性的哲学思想。朱熹用一生心血著书立说，卷帙浩繁，内容广泛涉及经学、理学、史学、文学、文献学乃至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在古籍分类上，经、史、子、集4部具备。据统计，他所撰写、注释、编次、校刊、言论回答等著作达180余种，共2千多万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朱熹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优秀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朱子理学”的中心内容：是在全面继承孔孟儒学的基础上，集两宋理学之大成，又批判吸取了佛教、道教的教义，建立起以天理（即忠、孝、节、仁、义、孔、智、信的纲常伦理）为核心，以探索宇宙（天地万物的总称）本原的理气论、主张社会变革的通变论为主要内容，以格物致知的世界观、正心诚意的道德观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为价值观念的人本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晚宋至元、明、清七百年间的主体思想和主流文化。

“朱子理学”之所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与儒学一脉相承，恢复和确立了伦理道德原则，而且经世致用。这样，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伦理道德论证了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从而适应和巩固了封建统治，维护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同时，伦理道德也符合广大民众追求和平稳定、安居乐业的理论社会。因此，“朱子理学”是从统治者到人民群众都能接受的一种理论，是历史产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形态，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主导时间悠长、影响深远的思想理论。

（连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