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评“曾点之学”

我国旅游文化源远流长。在《论语·先进》篇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说的是孔子和他的四个弟子围绕着各自的志向进行的一场谈话。其中子路等弟子或表达治国安邦、施行礼乐教化的宏愿，惟曾点语出惊人，他说：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在春回大地，桃红柳绿之际，与一群青年人，穿着春天的服装,沐浴着春光，或纵情嬉戏，在沂水河边洗洗澡；或载歌载舞，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吟诵着诗歌回家。曾点在此描绘了一幅欢快的游春图。不料话音刚落，孔子无限感慨地说,“吾与点也”，我赞同曾点的观点。如果用现代时尚的话，这就是古老的带有浓厚的儒学色彩的“诗和远方”……

但是，一部《论语》，说的多为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孔夫子平日教导学生，也多为治国安邦的理想，在此却对曾点愿意悠闲自在地去游玩的观点，点头表示赞许。这就让后人很难理解。这个问题，引起朱子的关注。他对这个古老的“诗和远方”，有这么一段评价：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处，从容如此。……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论语集注》卷六，《先进》)

在朱子看来，对“曾点之学”，不能仅仅作为一次普通的游玩来看待，而应提升至某种具有其特定含义或象征意蕴的层面来认识。这个层面，就是构成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朱子是我国传统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最主要的哲学观点就是“理本论”，即以“理”为世界的本原。所谓“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这个理，寓于大千世界之中，虽然表现为千差万别的事物，但究其根本，又同归于一理。即所谓“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朱子语类》卷一八)。所以,他认为“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孟子集注离娄下》)，将这样的观点推导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其途径就是要培养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理念，关爱一切生命，达到“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万物各遂其性”。

在朱子看来，这个“万物”，既包括自然界的各种动物和植物，也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人。让万物各遂其性，就是让天地万物和人类都能各自按照其本性，与各自的需要和愿望来发育生长，而不要人为地扭曲它、强迫它。

游学以“格物致知”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加强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沟通，则是儒家学者所坚持的儒学理念之一。而这种认识和沟通的方法，在外在表现形式上，旅游是其重要方法之一。通过旅游，可以增长人的知识，陶冶情操，提升道德观，并加深对儒学本体论的认识。对此，儒学祖师孔子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的著名观点。

仁，是儒家政治伦理的中心范畴和最高道德准则，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是儒学的核心思想。

智，也是儒家的道德观念之一。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智就是知仁，故为“不惑”，朱子称为“达于事理”。仁者兼具仁、智、勇三项品格，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有如“周流无滞”的流水，奔腾向前，故曰“智者乐水”。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儒学大师，几乎都是教育家。孔子、孟子、荀子是教育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一直到朱子，都是教育家。广招弟子、升帐讲学是他们传播儒家学说的主要方法。前面说到，“仁山智水”的“曾点之学”既然如此重要，那么，表现在这些教育家那里，旅游往往就和率徒聚众讲学结合在一起，称为“游学”。

对此，朱子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大自然中蕴涵着深刻的道理，故游玩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益补充。通过登山临水，接触各类事物，来体察天下万物之理，即所谓“朝夕游焉，以博义理之趣。”所以，旅游既是其寓教化于游乐之中的教学方法，也是他提倡的“格物致知”的途径之一。

登山临水体察“理”

朱子是一位将旅游与讲学活动紧密结合的大师。

朱子在建阳、武夷等地讲学，附近风景最佳处有武夷山、百丈山和庐峰、云谷等地。宋乾道、淳熙年间，朱子经常率门人在这几处游学。如乾道六年（1170年），与建阳丘子服游庐峰；淳熙二年（1175年）七月，率门人从五夫出发同登建阳云谷山；淳熙五年（1178年）七月与弟子廖德明、方士繇等登天湖，并与蔡元定等相约在云谷讲学。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他在五曲大隐屏下创建了著名的武夷精舍，在此聚众讲学。

《武夷精舍杂咏》有《仁智堂》一诗：我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

诗中叙述了堂名的由来，自谦还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乐山”的“仁者”和“乐水”的“智者”的境界，但自己是个酷爱山水的人，愿意永远和武夷苍崖碧洞作伴，日日登山临水。事实也是如此，写这首诗之后的八年，即从淳熙十年到绍熙元年（1183年—1190年），朱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武夷精舍授徒讲学和从事学术研究。由于武夷精舍坐落在集武夷山水之精华的五曲大隐屏下，为朱子在讲学之余朝夕游焉，以博义理之趣，提供了绝好的条件。武夷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均成为朱子率门人出游的观赏目标。这里成了朱子学派的学者们开展学术研究和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阵地，也是其门人弟子们登山临水、陶冶性情的绝佳场所。

淳熙十一年（1184年）仲春，朱子与门人游九曲溪，写下了著名的《武夷棹歌》十首。

在武夷精舍讲学之时，朱子还率门人对武夷“船棺”“虹桥板”进行实地考察。他对武夷山向来众说纷纭的武夷君的来历进行推断，认为武夷君乃远古时期的部落酋长，并驳斥了船棺系神仙下葬之处。这对引导门人科学地分析、认识武夷远古的历史和传说，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在武夷精舍讲学时期，朱子还率门人弟子走出武夷山，到福州、莆田、泉州等地。通过对学者的互访，扩大了本学派的影响。

韩元吉在《武夷精舍记》中，将朱子率弟子优游武夷林泉之下，与孔子率弟子登泰山之巅相提并论，揭示古代教育家“志于道”与“游于艺”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此前后，朱子在南康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等处讲学，旅游与讲学相结合这种形式始终不废。乃至门人赵师恕曾有这样的高论：

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

朱子携门人游学，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登山临水，接触各类事物，来体察天下万物之理，感受“天理流行，随处充满”的理学思想。

1988年4月，蔡尚思先生写下的后来被广泛传诵的小诗：“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名人名山，之所以能交相辉映，以至“泰山和武夷”最终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座高峰，分别代表了孔子思想的伟大和朱子思想之崇高，令后人有“高山景行”之思，其起因，应该说是与他们所赋予的山水具有“仁智”的儒学品格，以及他们一系列的游学实践是分不开的。（方彦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