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类社会物质与文化的结晶，也体现物质与文化的气象。理学家传播文化、传播理学，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大同。虽然这个大同社会只是儒家、理学家的美好愿景，但千百年来，成为国人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标。

物、理、心是宋代理学家研究最多的哲学概念。物是万物（包括事物），理有万理，但物和物之理都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物和物之理向何处变化、发展却操之于心。这个心是物和物之理的中心枢纽。如何运用这个心，儒家提出了一个重要方法——喜怒哀乐气象为如何。朱熹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中庸章句》）万事万物达到中和的状态，天地各得其位，井然有序，万物生生不息，这就是自然与人类文明的美好状态。

理学家“遵德性而道问学”，无论是内求于心还是外求于理，都是为了中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价值观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亘古不易的普遍法则，惩恶扬善、明辨是非、匡正去邪是古今共由之理，更简洁的是一个善字。善，属于儒家心性观的范畴，在诸论中居首要地位，也是是非、正邪的一个重要砝码，它包容广大，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义利观都在其中，并且操之在我。我之心即宇宙之心、天地之心，有此心物与物之理才能向上向善。

宇宙之心、天地之心，与生俱来，不能与物和物之理齐观。上古时代，物匮民贫，却有心性之养。三代（夏、商、周）鼎盛之时，心性覆载天地之间，“以遂其性”。（《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可见，心性具有天然的本质，有此心性才有“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的文明状态。

心性之法不会自然流布于物和物之理，需要人的匠心独运。朱熹说：“土地本生物养人。”（《孟子集注》）这是天地之性，但是顺物之性而养，还是尔虞我诈而养颇有心法。朱熹说：“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论语集注》）“道不难知”“随处发见”（《孟子集注》），人之性需“见于动作威仪之间”（同上）才能落到实处。儒家教人的心法是独善其身，以己之善及人之善、及天下之善。朱熹在解释孟子说的“善士”时说：“言己之善盖于一乡，然后能尽友一乡之善士，推而至于一国、天下皆善。”（同上）这是理学家的高明所在。

文化的目的在于敦化风俗，奖掖先进。杨时、游酢不远千里“程门立雪”，为的是“庶彰文明之化”；罗从彦“鬻田裹粮走洛”，为的是“天下有风俗”；李侗“崇正教”，为的是“善民俗”（明?费宏《新建李延平先生祠记》）、“凤凰千仞耀文明”。（明?方岳《延平书院》）

大千世界繁复纷扰，唯有发明本心、细观万物、明察物理，方能绘出万物华彩。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证明，最好的名片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