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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苏区里的“茶叶经济”
2021-09-24 09:55:26  来源:武夷山报  责任编辑:  

武夷山苏区,原为崇安苏区。崇安苏区以1930年5月成立的崇安县苏维埃政府为标志正式建立。

1931年7月,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在崇安县洋庄乡坑口村成立,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正式形成。

闽北崇安苏区时期经济建设的红色内核,是多角度、多领域的。茶叶生产,是苏区经济建设红色内核的重要部分,由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负责主司。红色茶叶税收,是苏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由苏维埃政府财政部(财委会)负责统一管理。

武夷山有驰名中外的“大红袍”,是乌龙茶、红茶的发源地、中心地和集中地,历史悠久,声誉世界。

据史料记载,1924年武夷山有岩茶厂百余家,年产量达30余万斤,成为崇安国民经济茶、纸、木材三大支柱之一,尤以“大红袍”“岩茶”“红茶”著称。

但由于民国时期,福建军阀混战,使闽北崇安农村农业农民生产力受到破坏,茶山、茶叶受到严重影响,造成大批茶厂倒闭、茶工失业。

1927年7月,崇安成立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隶属党中央。1928年1月,成立“中共崇安县委”,徐履峻任县委书记。1928年9月和1929年1月,崇安县委领导了震撼闽北的两次上梅暴动;1929年10月,在崇安县岚谷区建立了闽北第一支工农红军55团;1930年5月,在上梅区成立闽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并在全县苏区进行了闽北第一次土地改革运动。

闽北崇安苏区正式形成,被誉为“方志敏式”根据地。这期间,在崇安县委和县苏政府高度重视下,由县苏国民经济部直接领导,对全县苏区的茶农、茶厂、茶山、茶叶进行全面的规划、恢复和建立,据武夷的天心、星村的桐木、洋庄的吴三地三个茶叶生产的中心地和集中地统计,崇安县苏区茶叶面积达到1200亩,总产量达到1350担,茶叶收入占全县国民经济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成为崇安苏区国民经济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安苏区茶叶生产的发展,对于加快苏区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增长,对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对于增强苏维埃政府的财力,对于支援革命战争,对于巩固苏维埃政权,都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时期,也设财政部,也称财政委员会,有袁赤、胡妹种、董松钦、张化杰、赖挺廷、余德富、余春福、吴会芝先后担任部长(主席)。

苏维埃时期的税收工作,是苏区财政工作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苏区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当年,闽北崇安大宗税收种类有:商业税、工业税、农业税、茶叶税,俗称“四大”税谱。据史料记载,闽北崇安苏区时期茶叶税收的任务、作用和意义,概括具有“六个”要素:一、解决红军给养和经济困难;二、保障革命战争胜利等现实需要;三、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四、建立适应战争需要的税收制度模式;五、巩固苏维埃政权增加“供血”保障;六、形成一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体系。

在建党百年之际,武夷山首次亮出1932年茶叶税票246张和三本账本等资料,总金额达二千六百二十八元四角大洋。这246张苏区红色文物的收藏人是吴在春的曾祖辈。1935年2月,崇安从苏区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北崇安红军游击队上山打游击。此时,在革命发生转折时刻,吴在春的曾祖父吴浩炳,居住在霞滨岩茶厂,这里既隐蔽又可靠,他将246张税票等资料视为生命,分别用多层的棉布和锡纸包成两包,并将它藏放在霞滨岩最干燥最安全的岩洞内,棉布包的是流水账本、分户账本、包头协议等资料;锡纸包的是税票。

吴在春的祖父吴森志在当地参加红军,曾为红军到中央苏区挑过枪,并任红军排长,是一位老红军。这期间,吴森志认识收税干部刘太保。这246张税票名片中,还有一个共同特征是,每张税票具备“十二有”:有纳税人姓名,有茶厂商号,有税票金额,有经手人名字,有领导人姓名,有收税时间,有公章和私章,有税单编号,有经手人收照联和茶商收照联,有流水账本,有分户账本,具有可靠性和合法性。(王公经 张金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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