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道地的武夷山人，打小时记事起，每年最大的一次盛会，便是乡人口称的“柴头会”。

记得初次赶柴头会时，以崇安县城（今武夷山市）的横街头为中心，东南西北十里八乡的人拼着命拥挤着，直至挤满县城内所有的街道。那阵势和小时暑热时，树荫下观察蚂蚁搬蝉蝇的队伍颇有些相似。而且跟孩童的疑问是一样的，就是那么多的人或是蚂蚁，是怎样做到不约而同地往一个中心来集聚的呢？

柴头会，在民国版的《崇安县新志·礼俗·风俗》卷中记录为“柴棍会--二月初六日，集中竹竿、柴棍、农具及一切日用品于城坊售之，故名”。短短一段内容，时间没错，内容正确。但名字变成“柴棍”，远没有“柴头”二字来得生动。也未点出它是城关一年一度最大的集会。1994年版的《武夷山市志·风俗》卷中记载“柴头会又称柴棍会。农历二月初六日，各乡镇部分村民和外地人自动前来武夷山市区推销和购置生产、生活用品，俗称‘赶会’。会上销售的有大量本地和外地的木竹、藤类原货及半成品，还有铁器、药材、农具、农作物苗、耕牛和日常生产、生活用品。会期2-3天，商品列满大街，赶会人群比肩接踵，此会至今盛行”。所作描述与我小时候印象基本一致，只是也未点出它是武夷山一年一度最大的一次集会。

两部志书都点名了柴头会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代的商贸盛会，它所承载的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生活史上的一个共同的记忆。人们若想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就需要分享各自的产品，分享产品的办法就是开通物流，开通物流的最直接办法就是在约定时间和地点进行交换。这样的交换，在漫长的人类发展中带动着城、乡、村的互动，推动着一个地方的繁荣，美好着人们的生活。它有一个形象的称呼曰“圩”。由小至大，赶圩，赶集，赶场，赶会。还有按地方称呼曰，赶街，赶市，最原始的就直接称“赶山”。

这样的盛会对个体而言，就是从深山穿过幽谷，从小溪至大河，最后赶往平原交汇的地方。它是一次寂寞赶往繁华雀动，是一时一地的集体狂欢，是对劳累的暂时抛弃，更是一曲收获的赞歌。

早年柴头会，城里各家主妇们一到中午饭点，就忙着炒菜做饭，招待乡下赶会的亲戚。往往准备饭菜皆扫尽时还有亲戚进家门，这时再赶着煮筒面给亲戚们盛上，好客的主妇们还不忘添上一两个荷包蛋……

随着改革开放，武夷山市已是公路、高速、高铁路网密布，航空线路通畅便捷，城区面积不断扩张。武夷山市如茶博会、旅交会等盛会逐渐影响深远，其规格风头对柴头会成碾压之势。

时至今日，每年二月初六日，十里八乡，县内县外，人们仍然自发前来武夷山赶柴头会，但已是被分片至主干道外的小街小区内成零星片状，耕牛交易早已淘汰出局，农具、铁器、药材零星些许，木竹制品仍然主打，花卉苗木等装点生活的美化产品成为柴头会的一大新亮点。城市的不断扩张，赶会区域的不断分散，柴头会的许多传统物件已然渐行渐远。只是柴头会仍在，它的存在更像是对这个城市的古老坚守。

没有记载也没有人追问，柴头会是哪一年开始的？我想以会论之，当是994年崇安设县建制始，有一千多年。若以场以村论之，当是武夷有人群时即有此会，只是不知是否曰“柴头会”。

查了一下农历二月初六日，在中国所属的日子，竟是道教中举足轻重的东华帝君的诞辰日。东华帝君又称东王公，在中国汉代即有记载，被认为是阳神与阴神西王母对应，为男仙领袖。东晋葛洪认为东王公是盘古和太元圣母所生，其他的道经认为他是先天东华之气的化生。到了南宋时期，全真南北二宗合宗，尊东王公为祖师，认为东华帝君传道钟离权，钟离权传道吕洞宾，吕洞宾传道刘海蟾，刘海蟾传道王重阳，为全真五祖。

东汉《吴越春秋》记载越人：“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看来东王公的崇拜在闽越人中很早就存在了，由于五行中东属木，东王公又称东木公。《枕中书》认为他是元始天尊的长子扶桑大帝。而柴头会的由来，是否缘于木公的崇拜，在今日的柴头会已无痕迹。

亲历着柴头会的兴盛和式微，内心难免感慨万千。对于柴头会，我还是希望它能更多地赋予新时代的新内容，在武夷山人民的生活中继续着它的美好未来。（柴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