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五经”新解。

朱熹不仅深入研究注释“四书”，而且也高度重视对“五经”（即《易经》、《诗经》、《礼记》、《尚书》、《春秋》）作新的解释，将其纳入经学体系。

一是《易经》新解。《易经》，即周易，为占卦爻用书。朱熹首先正本清源，揭开神秘面纱，体现原始初民朴素的意象思维，表达某些哲学思想的萌芽。他曰：“《易》本为卜筮而作，古人淳质，初无文义，故画卦爻以开物成务。”（开物成务，指通晓万物之理，按理办理，得到成功）这是说，上古之民缺乏多方面知识，出行办事都要进行占卜吉凶是非，以求得理由，才决定是否行动，取得事业成功，即是《易经》本意。

他也认为，《易》学有高度理论思维，充满哲理，即讲理入道（指儒家道统），训戒教人，变化发展，直至修身治国，具有实用价值。正如他曰：“《易》之所言，天地自然之理”，“《易》中自具得许多道理，便是教人穷理，循理”，“而因之教人为善”，“所以修身治国皆有用”。从而，朱熹建立起集程颐义理、邵雍象数和他自己占卜学三位一体的易学体系。

二是《诗经》新解。《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朱熹认为《诗经》是儒家言志。主要是歌颂人民勤劳、勇敢、向往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也有采集民间歌谣，给予积极肯定，高度评价。对于《诗》中一些男女私奔淫乱之作，他提出要以“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来维护孔子“思无邪”的千年诗教。

并且，朱熹要求把《诗经》当作是教育人为善去恶、正心诚意的教材，曰：“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此《诗》之立教如此，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兴于《诗》，兴此心也……必能兴起其善心，惩创其恶志，便是兴于《诗》之功”。

三是《礼记》新解。《礼记》，即古代各种礼仪论著选集。朱熹认为礼很重要，十分重视礼学，曰：“国以礼为本”，“礼为人之本”，“人有礼则生，而所以治理爱人，非礼不可”，“人者，位于天地之间，立乎万物之上……尊卑分类，不设而彰，圣人循此，制为冠、婚、丧、祭、朝、聘、射、飨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故所以行其身、与其家、与其国、与其天下，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这说明礼是为人处世、直至治国理政的根本，因为礼能教化人民，规范人们行为，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准则，达到国家有序安定。

同时，他提出更革古礼，曰：“古礼繁缛……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周礼太繁细……必须参酌古今，别自制为礼而行之”。为便于今世，以社会风教实用为主。

并且，朱熹以思辨精神，根据古训《孝经》著述了《孝经刊误》，确立了尊孔崇孝的“孝经学”，作为礼学一部分。他为高足蔡元定修改完成《律吕新书》，又作序，总结周、秦以来的乐理乐章，想为抗金复国之日复兴礼乐之用，也成为礼学的组成部分。

四是《尚书》新解。《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的追述汇编。朱熹认为，对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要通贯文意，阐发义理，探明古时帝王的圣人之心，反身内求道德修养，由书求心，由心求道，由道求治，由治得传承之经验，达到治国平天下。正如他曰：“若《尚书》，却只说治国平天下许多事较详”，“其所以治心修身处，虽为人主言……宜取细读，极好”，“须要考历代之变……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

五是《春秋》新解。《春秋》，是编年体记述春秋时代历史。朱熹认为，《春秋》是史，不是经，要以史样看，但对《春秋》的意义评价很高：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霸。”

“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

“从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

“《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

以上是说，《春秋》是一部指导国家治乱兴盛、取得历史经验之书，要作为万世之明鉴。一方面强烈反映民族主义思想，反对异族入侵，维护华夏汉族安全；另一方面，希望以夏化夷，即以华夏优秀文化引领、影响少数民族，实现中华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林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