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目的在于穷理，穷理的目的在于践履。《易经》中的“精义入神”后还有一句“以致用也”。道南学派的“延平四贤”是宋代文化的代表，也是文明的代表，他们百年传承，继往圣绝学，传播儒家道统，践履一方文明。具有“程氏正宗”之誉的杨时就是因为传播文化、整齐风俗而得到赵佶皇帝的表彰。宋崇宁四年（1106），徽宗给杨时祠颁发匾额时称：“尔龙图阁直学士时，刚方立朝，理学秉心，恳请宗祠匾额。朕宜钦奖，特赐‘笃钟理学’，四字于堂宇，以昭盛世之隆，庶彰文明之化。”（《弘家杨氏房谱?〈恩荣图文曰〉》，王必金《五子成英才》，《杨时文化研究》第3页）罗从彦为了传道，“鬻田裹粮”徒步千里求学，在日用中切己深察、体悟天理。他对风俗有一句名言：“朝廷重教化，士人知廉耻，天下有风俗。”（《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既是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文明的实践者。他虽然没有出仕为官，但却在生活日用中实践“治国、平天下”的抱负，40多年屏居山水间讲学传道，于事事物物中致知力行，并且是在箪瓢屡空、生活艰难的情况下，“独使一乡，化为善良”。（宋?汪应辰《李延平先生墓志铭》）

朱熹也十分重视实践，认为只有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社会，促进风俗的转变才有意义。他说：“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学者以玩索、践履为先”。（《语类》卷九《学三》，第149页）“前贤之言，须是真个躬行佩服，方始有功”。（朱熹《小学》）儒家的为己之学要求践行须从自家己身开始，从眼前事物开始。朱熹说：“学问之道，只是眼前日用底便是，初无深远玄妙”。（《语类》，卷一百一十八《朱子十五》，第2850页）“千言万语，说得只是许多事。大概在自家操守讲究，只是自家存得些在这里，便在这里。若放去，便是自家放了”。（同上，卷九《学三》，第149页）

朱熹知道人的学问常常有脱离实践的弊端，有的人“见只是见，见了后却有行，有不行”。（同上，第153页）他用目与足比喻知与行的关系，他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同上，第148页）也就是说，知是行的基础，行是知的目的，学而不行失去读书的意义，所以他提出要“知行相须”、“知行互发”，告诫人们要在“自家身己上理会，方是实学问”。（同上，卷一百一十八《朱子十五》，第2863页）他在回答学生提问何谓“正门墙而立”时说：“修身齐家，自家最近底事，不待出门，便有这事。”(同上，卷四十七《论语二十九》，第1186页) 可见，读书穷理、修己治人是理学家倡导的教育路向。

朱熹认为人世间有一个普遍的规矩准绳，格物要把自己放入其中看是否符合天理，是否符合社会公信良俗。他说，人必须“常常提警，教身入规矩内，则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同上，卷十二《学六》，第200页）朱熹十分关注化民成俗的话题。他说“里有仁厚之俗为美”。（《四书集注?论语章句集注?里仁》）对不文明或违反社会道德的现象给予强烈抨击，针对余正叔说的“今人家不善教子弟”。朱熹说：“风俗弄得到这里，可哀!”〔同上，卷七《学一》第127页〕

格物、致知、穷理、力行概括了进学的方法和目的。只有致知之、力行之，于实践中体验义理、践履义理，才能敦促善良、化民成俗，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建设，朱子文化才能彰显出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3、弘扬理学，促进和谐。朱子文化是宋代的先进文化，至今仍然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耀，尽管因时代的局限，朱子学中不乏有封建糟粕，但主体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其中的人文关怀对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德礼刑政是古今中外治国的两种方法，而德礼的方式有多种形式。德治依靠的是人们行为自觉，管理的行政成本低，而且文明程度高于法制，多被古代君主所推崇。晋代虽然三教（儒、释、道）兼宗、三教并立，但仍然崇尚化民成俗的作用。“设礼文以理之，断刑罚以威之，谨好恶以示之，审祸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爱以固之”。（《晋书》卷五《帝纪第五》）在这里，除了“断刑罚以威之”之外，其它几种都属德治的范畴，可见德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