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可敬与可亲

朱子身前身后遭受人身攻击无数。“庆元党禁”的“十大罪行”“二刻拍案惊奇”严刑拷问妓女严蕊，民间传说中与狐狸精的恋情，等等，千方百计将其污名化。这些言论和描写都与实不符，与理不通，稍懂文史和道理的正直人都不会相信。更多的议论却是朱子可敬不可亲的形象。

朱子不是“伪道学家”，也不是“冬烘先生”。他首先是饮食男女，然后才是圣人君子。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为官、为人、为友和为文。

为官，朱子以民为本，注重教化。他把《左传》中的“视民如伤”作为从政的座右铭。所任之处，呼吁朝廷减免税负，组织赈粜救灾。他创立了“五夫社仓”的做法，确保民众免除饥饿：即设立社仓储粮，青黄不接时，将社仓之粮借给农民，收成时连本带息收回，遇灾年则轻息或免息支持灾民。按现今说法，就是利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立一道社会保障。朱子还十分注重教化，匡正社会风气。他扩充官学，兴办书院。知南康军任上，在旧址上重新修建了白鹿洞书院；知潭州重修了岳麓书院。他还为书院拟定学规、讲义，并亲自为学子授课解惑。他还把新儒学的理论大众化、风俗化和家庭化，撰写《小学》《童蒙须知》《家礼》《家训》和“四本”，朱子文化成为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民众圣经”。

为人，朱子刚正不阿，人格高尚。他嫉恶如仇，对时任台州知州唐仲友利用灾害谋取私利怒不可遏，不顾其与当朝宰相姻亲的关系，“六劾唐仲友”，将其拉下马，自己也落得个辞官返回武夷山。他淡薄官场，朝廷委任实职17次，到任仅6次，一生请辞64次。他曾表白“绝意仕途，以继二程绝学为己任，奋发读书著述，传道授业”，全身心投入中华文化薪火传承。虽然命运多舛，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去世前又遭“庆元党禁”迫害，但他初心始终不改，执着于真理的追求，一生著作等身，文集有26部140卷，字数有800万字。与他有关的书院多达64所。兴建“武夷书院”时，时任福建安抚使赵汝愚责令武夷县令官资助修，朱子却断然拒绝，回信称如果这样，“于义既不可，于事亦不便”，亲率弟子“具畚锹，集瓦木”，自力更生营建。女儿因家贫用葱汤麦饭招待父亲感到不安，朱子饭后给女儿留了首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补饥。莫道此中滋味少，村前还有未炊时。”

为友，他情真意笃，志同道合。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三教九流、巫医百工、田夫野老都有他的朋友，不少与他情投意深。可以传为佳话的是朱子与陆游、辛弃疾之间的友谊。三人都力主抗金，一心爱国，先后都任过武夷山下冲佑观提举，胸中都有济世致用之才，笔下都有锦绣文章。平时相互唱酬，砥砺志向，嘘寒问暖，照应关心。朱子千里送武夷纸被给陆游，辛弃疾从他乡给朱子寄来贺寿诗歌。朱子去世后，辛氏不顾“谈理色变”白色恐怖，亲往吊唁送行，哭之曰：“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谓生死，凛凛犹生”。垂垂老矣的放翁写下悲痛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

为文，他生动活泼，灵山秀水。朱子多才，琴诗书画无不精通。钱穆大师曾感慨：“朱子倘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中占一席地，大贤能事，固是无所不用其极也”。他一生创作各类散文游记2777篇，创作诗歌1167首。尤其他的诗歌成就深得历代大家和百姓的喜爱。他写春日，“万紫千红总是春”；他状秀水，“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咏梅，自况多情刘郎；他描海棠，“忽惊花屿红”；童心大发时，“书册埋头无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兴之所来日，也曾“酒笑红裙醉，诗惭杂佩酬”。至于那组脍炙人口的《九曲棹歌》早已成为武夷山最早、最佳的导游词。他注解的《诗经》，钱钟书认为是从汉至清中最好的“尊本文而不外鹜，谨严以胜汉人旧解”。他的书法“萧敬简远，古淡平和”，具有汉魏风骨，又能独出己意。

朱子极具生命气象，可敬可亲，温润如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