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论语集注》卷二）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孟子集注》卷一）

朱子认为，所谓“义”，就是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则的东西和道理，也即天理。所谓“利”，就是人诉求于自然、社会、他人的各种欲望，也即人欲。一事当前，如果我们能循着天理去做，那么，利之所归是自然的。反之，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人欲，那么，“利”不但得不到，“害”也紧随而来了。

在朱子看来，“义”和“利”是统一的，“义”里包含着“利”，“利”是“义”的必然结果。但是反过来，“利”却不一定都包含着“义”。所以，朱子并不是反对“利”，他只是强调，要以“义”来统御“利”，要通过正确的目的、途径、手段、方法（宜）去取得“利”。

同时，朱子也不是禁欲主义者，他认为人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合理的欲望也就是天理。只有欲望过了度，才是“人欲”。

世间喻于义者则为君子，喻于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种议论，乃欲周旋于二者之间，回互委曲，费尽心机，卒既不得为君子，而其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谓悮用其心矣。（《文集》卷二九《与杨子直书》）

这是朱子晚年给一位叫杨方的朋友写信时特意提出的一段话。在朱子的时代，功利主义哲学十分盛行，而有一些学者不但不坚持正确的“义利之辨”，反而想要调和二者，为功利主义寻找借口。所谓功利主义，就是只讲结果而不论动机和过程，只追求利益而不顾及道义。朱子和这种混同义利，甚至“以利代义”的理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明确指出，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是把义利之别看作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朱子说，现在有人试图模糊“义”“利”之间的界限，费尽了心机，最后既做不成君子，小人也做得偷偷摸摸，无疑是把心思用错了地方。

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文集》卷一三《垂拱奏札二》）

论事只当言其理之是非，不当计其事之利害。（文集》卷七一《偶读漫记》）

作事若顾利害，其终未有不陷于害者。（《语类》卷一三）

世界上的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害，有所得必有所失。一事当前，不能只看到利害关系，而不顾是否合理、合法、合规。做事如果只考虑利害得失，其结果没有不陷于祸害的。

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为君，臣得其为臣，父得其为父，子得其为子，何利如之？这“利”字，即《易》所谓“利者义之和”，利便是义之和处。（《语类》卷九六)

《易传·文言传》里有一句话说，“利”，就是“义”得到了应该的、合理的、正确的、恰到好处的安排。可见，“义”里边本来就包含着“利”。

朱子在《论语或问》里引用胡寅的话：“然自利为之，则反致不夺不厌之害；自义为之，则蒙就义之利而远于利之害矣。”也就是说，你如果从“利”字着手，那就会招致抢不到手不满足所带来的祸端；如果从“义”字出发，那就会享有由义得利的好处而远离利的害处。所以朱子认为，得“利”，讲求的正是与“义”的统一（和），而万事万物，得到了应该的、合理的、正确的、恰到好处的（宜）就是得“利”。

圣贤做事，只说个“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尝先要安排纽捏，须要着些权变机械方唤做做事？又况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里便教自家做？知他临事做出时如何？却无故平日将此心去纽捏揣摩，先弄坏了。（《语类》卷七三)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东汉大儒董仲舒的话。意思是说，做事情看重的是符合不符合道义，而不是看有没有利益；看清楚了符合正道就应该去做，而不要计较结果。

朱子非常欣赏这句话，特地把它写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指出这是“处事之要”，就是人做事的准则、要点。他说，我们做事，不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吗？哪里先要苦心设计（安排）、编排拼凑（纽捏），还要搞点权术心眼（机械，即机心），才叫做事？何况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天下哪有那么多大事等着我们去做？我们做事的时候又哪里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既然如此，我们却平白无故地去畏头畏尾、拈轻怕重，先就把事情弄坏了。

朱子说，我们做事要光明正大，光明正大的事就是符合道义的事，就应该去做，如果干什么事都是先考虑做了有没有好处，那就会陷入功利主义的陷阱，结果反而一事无成。他认为，事情的“义”和“道”比结果重要，“利”和“功”是做正确之事自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