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夫镇兴贤街凤凰巷内的朱子社仓，至今保存完好。社仓初建于乾道七年（1171），为朱熹首创并命名的一个民办社仓。乾道四年（1168），闽北荒馑，饥民骚动。朱熹力劝里中豪富，发家中存粟，以平价赈济灾民；同时上书建宁知府，请求发放官仓存粮以应急需，灾情遂得缓解。之后，朱熹又先后上书历任知府，请在五夫建仓，得到官府支持。乾道七年八月，社仓建成。朱熹亲撰《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一文，追溯建仓始末。社仓建成受益后，建宁府属各县争相仿效。淳熙九年（1182），朝廷将朱熹呈请施行的《社仓法》“颁诏行于诸府各州”。自此，五夫社仓因开救荒之先河，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历代重修不辍，因而保存完好。社仓廒廪现仍为五夫镇粮站存粮之用。看来，这位名垂千古的一代宗师并不是只会掉书包的书呆子，而是能够学以致用的经世之才。

朱熹在五夫还留下了许多遗迹遗物，最著名的当属那株他亲手所植的香樟。这棵香樟，树冠遮天蔽日，郁郁葱葱。看样子，树龄至少有八九百年。朱熹当年吟咏过的那半亩方塘，至今尚在；那源头活水，依然汩汩流淌，不绝如缕。

除过五夫镇的朱熹故居外，武夷山景区内还建有一座朱熹传道授业的书院——武夷精舍，又叫武夷书院。书院始建于淳熙十年（1183），位于九曲溪五曲东岸，隐屏峰南麓。其时，朱熹刚从“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辞官返乡，回到武夷，创建书院，广收门徒，聚众讲学，历时八年之久。期间，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四方学子接踵而至，形成了“当今道在武夷”的盛况，武夷山因此被称为“道南理窟”。清初，康熙皇帝亲颁御匾“学达性天”赐与武夷精舍。

我冒雨在武夷书院内外瞻仰，深深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折服，流连忘返。我恭恭敬敬地请来了朱老夫子的手迹拓片。家里刚装修好一套房子，要挂一副字画，手头的几幅都觉得不合适，正在想着怎么弄。没想到，缘分竟在遥远的武夷山。朱老夫子的手迹，不正是我殷殷期盼的对象吗？我精心挑选了几张，一幅是前一天在故居现场感受过意境的那首《观书有感》手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另一副是对联：“鸢飞月窟地，鱼跃海中天”。夫子的手迹，笔力雄健，圆润饱满，确是大家风范。回来后，我恭恭敬敬装裱起来，挂在书房，晨昏瞻仰。

《宋史》将两宋大儒的传记，并没有像其他史书那样收入《儒林》，而是别出蹊径，另设一个类别《道学》，用4卷篇幅，记载了24位名儒的事迹。《道学》之后才是《儒林》《文苑》《忠义》《孝义》诸类。《道学（一）》收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5人，另在张载传后附录其弟张戬。《道学（二）》收入程氏历代门人谢良佐、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等10人。《道学（三）》只收朱熹、张栻二人。《道学（四）》收入黄干、李璠等6位朱氏门人。从篇幅看，朱熹记载最详，用笔最多，其师承及门人弟子，占了多一半，可见朱熹在理学中的地位，是真正的集大成者。

《宋史·朱熹传》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辞”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粗略统计一下，达26次之多，加上同样意思的“归”“致仕”“休致”等词，不下30次。这在惜墨如金的二十四史中极为罕见。也就是说，朱熹从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及第开始做官，到庆元五年（1199）退休，在51年的宦游生涯中，辞官不下30次之多。仅此一举，就不知要愧死古今多少官场中人。诚然，一辞再辞中，免不了有时会有沽名钓誉的成份，但也说明，朱熹本人对做官的兴趣确实不大，即使做官，也多是皇家某个宫观的主管之类的闲职散官。他担任过潭州南岳庙监，先后主管过台州崇道观、武夷山冲佑观、西京嵩山崇福宫、太一宫、南京鸿庆宫等。这些官职，多是以研究学问为主，有的仅是挂名。真正主政一方或执掌某事的实职，倒也做过几任，政绩也颇为可观，甚至让皇帝也感到惊讶，大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