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多年前，朱熹每日都会行走在这些街巷，学习讲学或授徒拜师。我在五夫古街一路追寻着朱熹的足迹，那些雕花牌坊、石头门楼、青砖院墙、庙堂、石砌古井、门枕抱鼓石，一一掠过，古街干净整洁，古风韵韵，有朱熹手书的“文明气象”。

在中和坊与儒林坊的交界处，立有“朱子巷”石碑。我在小巷鹅卵石路上行走，朱熹的身影就在巷子里曲折跳跃，两侧的青砖土墙回荡着历史的跫音。朱熹定居五夫近50年间，无论是求学探友，每次外出都要经过这条小巷，那些光亮的石头上，也曾留下他的印痕。

在凤凰巷内幽深处，我叩开了朱子社仓的木门。朱熹不仅仅是个“儒生”，他也是务实的，是“先儒经济”的身体力行者。朱子社仓就是朱熹为赈济灾民于乾道七年（1171年）倡议设立，在春夏青黄不接时赈放粮种，冬秋偿清存放，大利于民。朱熹曾撰《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社仓记》一文，并在仓壁上题诗“度质无私本是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借以劝戒社仓管理人员。他还亲自订下仓规，同时又指派了几位在当地德高望重办事公正的人，共同管理社仓。 朱子社仓开了南宋救荒的先河，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朝廷将朱熹所呈请施行的《社仓法》颁诏行于诸府各村。

宋朝作为统一的中原王朝，有北方辽、金、西夏的对峙，外患深重，苟且偷安，但同时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和最先进的国家，宋代朝政也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崇尚文治”，是所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

宋代统治集团崇尚文治，重用文臣，倡导科举不分门第，提倡教育和养士，优待知识分子，“不得杀士大夫以及上书言事人”。儒者、文官、诗人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典型品格，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思，“修身齐家”追求理想人格，把“治国平天下”视为崇高的理想追求。朱熹一生就在孜孜以求士人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

而在生活观念上，古代士人大多又奉行“贵适意”的生活观，即考虑问题、决定事情从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愿出发，也就是现代人的“从心”。古代士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唯一的通道就是做官，他们为获功名皓首穷经，取得做官的资格，才能参与国家管理。

宋高宗绍兴八年（1136年）至绍兴二十五年（1153年），是朱熹的成长年代，当时秦侩独相专权十七年，是宋朝历史上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朱熹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拥堵通道上，算是幸运的，少年得志，十九岁即金榜题名，赐同进士出身，但此后宦途坎坷。等待补缺三年后，参加朝廷铨试，授予迪功郎，外放泉州府同安县主簿，又家居带职两年才赴任。先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的七载仕宦虽短，但从地方到朝中，政绩甚佳。

朱熹毕竟还是一个书生，他的中壮年时期，适逢孝宗皇帝在位的隆兴至绍熙二十七年间。史称：“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 于是朱熹，也是一个喜欢动不动就给皇帝写万言书的士子，想以此影响朝中治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