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览了武夷山的青山绿水，我最欣赏的是万绿丛中红色的山岩。要是没有雄奇的大王峰，峻峭的玉女峰和犀利的鹰嘴岩，这秀美的翠岭碧溪就没有了风骨。正是丹霞地貌造就的赤石红崖，给八百里群峰增添了神话和传奇，也显示了它的刚毅和豪迈。

我是第三次来武夷山了，主人邀我去游览大王峰东侧的百里梅岭，这是常人少去的人文胜地，那是一道别样的风景。

梅岭因漫山梅花而得名，岭下有长达百里的梅溪。梅溪两岸，点缀着大大小小十几个山村。虽是偏僻村落，但乡风淳厚，文脉绵长，犹以上梅村和下梅村最为闻名。我走进了梅岭，也走进了历史。

沿着盘山公路和蜿蜒的梅溪来到了下梅村。村口祖师桥上的古戏台展示了山村悠久的文化。小溪两岸是各式古民居。既有泥墙木板的闽北房舍，也有砖墙木柱的沿街商铺，但最引人瞩目的，是这个只有五百多户人家的山村中，竟有几十幢石门高墙的明清建筑。每一幢建筑样式大同小异，但格局和工艺有別。石鼓门槛，砖雕门墙，深宅大院。高大宽敞的厅堂上掛有金字题匾，四璧饰有精美字画。史载，柳永、朱熹曾游学到此，这里儒学理学盛行，出过不少进士、侍读、知县、廪生等大小官员。才华橫溢的乡贤江贽不愿为官，曾三拒宋徽宗赴京任职，朝廷遂赐少徽坊以表彰，今有圣旨庙供人游览。

若论门庭奢华气派，当数邹家莫属。明末清初，江西南丰的邹元老带着儿子来此创业，经几代人苦斗，发展成闽北著名茶商，业务通达四海，还与晋商合伙，将武夷岩茶从水路转陆路远销欧亚，开辟了一条从武夷山出发的茶马古道。邹家从此发迹，每年能赚一百多万两银子。于是大兴土木，先后建豪宅建祠堂建码头建文昌阁共七十余幢房屋，邹氏家祠更是气势宏阔，砖雕、木雕、石雕图案精美，花鸟人物皆有故事，是清中期的标志性建筑。最特殊的是大厅中左右两根高大立柱，每根都用四片弧形木拼接而成，这是邹元老苦心构想后留下的遗愿。他有四个儿子，为教育儿孙分家不分心，仍是一家人的团结美德，便以这四片柱传承后人，也为今人留下了家和万事兴的传统文化。

明清两代，下梅村重学兴教，生意通达，出了不少文人和商人。也许是茶商从欧洲听到了十月革命的消息，也许是外地求学的下梅人读了《新青年》杂志，辛亥革命后，思想先锋的年轻人最早接受民主自由的风气，纷纷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于是，一点点耀眼的星火象红梅一般在梅岭和梅溪两岸报告了春天的讯息。

就在江西城乡暴发工农革命的一九二七年，下梅村二十四岁的邹敬书参加了闽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目睹民团横行，土豪黑心，他决心为穷人争平等和自由。邹敬书参加过农民暴动，担任过地下党的星村区委书记和崇安县委书记，后又参加红军任五十五团宣传部长。为迎接红十军从江西入闽，共同粉碎敌人围剿，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上，他翻山越岭，去崇安城北的鸭母洲村召集区、乡干部开会，会议开到凌晨，敌人包围了山村，邹敬书被捕后，受尽严刑拷打，他坚决不供认党组织的秘密，于当天下午被杀害分尸。

二十八岁的邹敬书又名邹福，他为穷人的幸福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今天，下梅村有“邹福烈士纪念室”陈列着他的遗物和事迹，传扬他梅花一样的品格和精神。

梅岭红梅凝血开。下梅村上游的上梅村，同样有铁血浩气的英雄和翻天复地的史诗！

村口的两棵老樟树見证了九十年前风雷激盪的革命岁月。

那是一九二八年秋色烂熳的时节，秋阳刚从东山升起，一声枪响划破了山乡的寂静。中共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遵照福建临委的指示组织农民暴动。九月二十八日一早，他率领二十多位精壮民众直奔日本买办建造的松木厂。他们捕捉了经理陈光盛，搗毀了松木厂办事处，并在上梅村鸣山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斗争日本买办剥削山民、欺榨穷人的罪行。面对怒吼的人群，陈光盛允诺罚款一千块银元，还写了保证书。大会结束，各村民众分头抓捕土豪劣绅。这是闽北农民暴动的第一声春雷。

十月一日上午，中共崇安县委在上梅村召开暴动大会，全县各乡民众四千多人高举红旗、携带土枪土炮参加大会，徐履峻书记宣布暴动纲领，号召“工农群众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废除反动联首的地保制度，实行平田废债。”并宣布成立崇安县民众局。“工农武装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口号声象山呼海啸。大会结束，徐履峻率领民众五百多人烧毁缴获的地契屋契和债单，撬开大地主家的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接着，上梅村召开了减租大会，拘捕了十多个劣绅，枪决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地主。

熊熊的火焰烧毁了人吃人的压迫和剥削，火焰一样的红旗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英勇刚毅的上梅人有过多次打捐棍和反明笋税和竹丝税的自发的农民革命，迫使县政府在衙门口立碑：明笋、竹丝永远无税。一九二四年春天，福州的日本商号南华公司派人来上梅村砍伐松木，并扎成木筏投溪漂流，使上梅村水坝撞毀，农田受淹。农民们联名上书并联合控告南华公司乱砍乱伐、破坏农田的罪行，此起彼伏的革命斗爭，点燃了全县农民运动的漫山烈火。

一九二七年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明白：必须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当年七月，中共中央为尽快恢复福建的党组织，派遣陈昭礼、徐履峻和潘超人（女）三位同志从武汉出发，到闽北开展建党工作。徐履峻和潘超人都是闽北武夷山的老乡，陈昭礼是福州市人。他们都是在外地求学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加入共产党的青年人。徐履峻当年三十岁，年长陈昭礼十岁，陈昭礼长潘超人两年。共同的理想把三位福建同乡组成一个坚強的集体，他们将用青春之火照耀八闽山水。

上梅暴动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恐慌和仇恨，他们妄图扑灭革命的烈焰。十月三十一日拂晓，晨雾在山间缭绕，住在上梅村的徐履峻早早起床了，这天他要派人去福州向省委汇报敌情，他要部署保卫上梅的战斗，他还要去赣东北请红军来支援暴动……。正当他要迈进民众局大门的时候，从村东和村西两个方向冲过来许多民团的团丁，反动联首杨锡良带领大批敌人包围了民众局。上梅村的农民武装都守卫在东南山隘，徐履峻一个箭步沖上围墙，在敌人狂叫“抓活的！抓活的！”呼喊声中，一口气翻过几堵矮墙，躲进了一户人家的谷仓。

敌人包围了谷仓，并用枪托砸门。他知道无法突围了，便窜上屋顶，用手枪朝着敌人一阵猛射，几个团丁应声倒地。敌人惊恐地看着站立在屋顶上的徐履峻，匪首狂喊：“抓活的呀！活捉徐履峻有重赏！”他哈哈大笑，从容地说：“打死我一个，会有十个徐履峻为我报仇！”说完，举起手枪，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大山的儿子用青春的热血染红了梅岭。

暴动失敗了。福建省委发了《告崇安同胞书》，决定再次发动上梅暴动，便派杨峻德和陈耿二人挑起这副重担。省委特派员杨峻德翻山越岭，找到了崇安县委书记陈耿。杨峻德是闽北建瓯人，他求学北京中国大学，是李大钊的学生。受党的指示，他回到福建故乡开展革命工作。他和陈耿召集各乡党代表在梅岭燕子岩山洞中确定建立武装和再次举行暴动的详细计划。二十多位农运领导人杀鸡饮酒，歃血为盟：生同生，死同死，如有反意，子弹穿心！

会后，陈耿带领二十多个民众队员赶到下梅村，活捉了恶霸唐锡贯。不久后的一天午夜，数百民众队员高举梭标大刀，紧隨县委书记陈耿直搗反动劣绅的老窝，抓获了围捕徐履峻烈士的刽子手杨守纪等二十余人。

上梅村沸腾了！暴动大会有千余人参加。陈耿书记用洪亮的嗓音宣布：处决恶霸唐锡贯！处决劣绅杨守纪！口号声惊天动地：为徐书记报仇！打倒土豪劣绅！

上梅暴动的星星之火燎原了武夷山区。农民武装在崇山峻岭中游击杀敌，开辟了几片游击根据地，建了以大安为中心的苏维埃政府，十六支民众队改编为工农红军后整编为红五十五团。为了巩固和扩大闽北根据地，一九三一年春天，方志敏率领红十军从赣东北入闽，和闽北红军密切配合，夺长涧，打赤石，攻崇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闽北红色政权。今天，坑口村的土墙上，还留有方志敏书写的一行红色大字：中国红军万岁！

梅岭红梅岁岁开。领导和参加上梅暴动的陈昭礼、徐履峻、杨峻德、陈耿等共产党人为闽北的革命斗争献出了热血和生命。他们的英风浩气，留存在武夷山的青松赤石中。峻峭的红岩，是他们不朽的身姿。

武夷山的一位高级品茶师对我说：“你观察过武夷岩茶泡开后的颜色吗？舒展了的每片茶叶，中间是绿的，四边是红的，我们叫它绿叶镶红边。有意思吗？”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她的话，引起了我无限的暇想和深深的思索。（徐志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