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市洋庄乡大安村，被誉为“闽北红色首府”。40岁刚冒头的周庆隆，是个土生土长、充满活力的大安人。自2002年从福建公安边防武警部队退役回乡后，他以自强不息的军人精神融入到创业的队伍中，努力经营着自家的几十亩茶山。在忙于生计之外，他不忘参加红色文化群户外寻访革命史迹活动，用他的话说，这是隐匿在内心深处的永远情结。

周庆隆是在父辈们革命思想教育的熏陶中长大的。他的曾祖父周子庄（小名周大妹），在上世纪20年代就是个知书达理、富有爱心和正义感的“崇安官司一支笔”，常常为民请命打官司，赢得老百姓的由衷爱戴。投身革命后，周子庄曾任崇安县农民协会秘书长，1927年9月任中共崇安特支岱后办事处秘书。周子庄积极配合徐履峻发动群众，组织领导各路农民参加上梅暴动。那时，武夷山的星村和赤石一带盛产茶叶，水路运输繁忙，他利用自己“律师”身份作掩护，秘密组织竹筏工、茶农和商家参加革命，为革命活动出钱出力。1932年，年仅44岁的周子庄，在极左路线和错误的肃反运动中蒙冤受害。

周子庄烈士证明书，见证了曾祖父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一直珍藏在周庆隆的家中。尽管纸张蜡黄，字迹模糊，但他时不时拿来瞧瞧，用手摸摸，仿佛曾祖父会从这张烈士证中走出来。在他的出生地大安村，像周子庄那样献身革命事业的先辈就有许多。在这浓烈的红色思想氛围的渲染中，根植在他心灵深处的红色基因破土成长，他想做个有信仰能报国的人。2000年，他报名参军，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成为手握钢枪站在边防前线，保卫祖国的一名军人。

在边防部队中，周庆隆学会格斗、擒拿、射击等过硬的军事技术。2002年退役后，有朋友介绍他到厦门普陀区城市执法大队工作，也有地方公安部门发来招聘辅警函，还有保安部门向他伸出橄榄枝，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了。他选择了自主创业，因为父亲手中给他留下茶山，而茶产业在武夷山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他知道从事茶产业，起步迟、困难多，缺乏经验，和别人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他相信，自己年轻，是英雄就会有用武之地。

周庆隆的茶山坐落在大安村龙脉山来龙岗上。1931年至1935年中共闽北分区委驻扎大安期间，由于来龙岗地处大山深处，易于隐蔽，分区委在附近创建了印刷厂和炸药厂。随着分区委的撤离和时光的流逝，曾经人欢马叫的繁荣景象成为永远的过去。来龙岗山高谷深，植被丰茂，日照时间短，自然环境适合茶叶生长。周庆隆凭着蚂蚁啃骨头的那股劲，用一把山锄，逐年将茶园整得像花园一样。如今的来龙岗已不再荒芜，一畦畦肉桂、高枞、黄观音茶展示出绿油油的生机。这片茶山，不仅是他养家糊口的“饭碗”，更是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有力见证。

有人开玩笑说，带上一车武夷岩茶上北京，就能开回一辆奥迪回来。周庆隆没有这样幸运，他的茶没卖过高价，而是做大众茶良心茶，走中低端群体。无论客户来自何方，想买他的茶就请客人先喝茶，只要客户觉得茶好喝、对口味，价位都好商量。他从不在商标上做文章，也从不在客人面前炫耀自己茶品质如何如何好，他说，自己的茶品质好坏，客人的口碑就是评价。他是退役军人，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就像他栽种在来龙岗上一畦畦的山茶，勤劳诚信的本性能经风雨的考验。

周庆隆的茶叶店开在九龙湾河滨步行道旁，不少来武夷山观光旅游的客人在附近漫步赏景时，都会到他的店里喝上几泡茶。周庆隆喜欢以茶交友，许多客人接触后都成了他的朋友，成了他的固定客户。这几年，他还和许多外籍留学生交上朋友，如在台湾大学研究汉学（国学）的美国留学生柯立杰，在厦门大学就读研究茶专业的立陶宛留学生沙明，在上海大学就读的芬兰留学生叶色，在齐齐哈尔就读的蒙古留学生英朗等。这些朋友每年都会向他买茶叶，与家人和朋友共享。

一泡热茶让周庆隆结识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朋友，而朋友又将武夷岩茶带到世界很远很远的地方。（聂炳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