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年简单也简单，写副对联往大门两边一贴，放一串鞭炮，大门一关，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顿年夜饭，这年就算过了。说过年不简单也不简单，为了这餐丰盛的年夜饭，半个月前就开始忙乎了，房前屋后清洁卫生，买鱼买肉做年糕年果，临过年这天还得围着灶台转一天。该上桌的大菜全搬上桌，吃不了饱个眼福，图个热闹祥和气氛。为了这个年，许多漂泊异乡的游子，也得辗转万里，风尘仆仆赶回家。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过年，因为过年妈妈会帮我买新衣服，让我从头到脚“旧貌换新颜”。口袋里有属于我的压岁钱，用这钱买灯笼、买彩炮，买自己想买的东西；过年我还可以享受到赦免权，如打破一块碗，损坏一件东西，妈妈决不会骂我、打我，要在平时，犯这样的错误，妈妈是绝不会轻饶我的。过年我还可以吃许多食品，如地瓜片、包米仔、冻米等，吃完了大大方方去铁皮箱里取，用不着向妈妈“请示”，更不用背着妈妈去偷吃。过年，妈妈还教我许多吉利话，如吃年糕，要说“年年高升”，吃肉丸，要说“圆圆满满”，吃鱼说“年年有余”，吃饺子说“招财进宝”，这些吉利话，让过年增添了不少喜庆色彩。

几十年过去了，我成了持家主事的大人，过年时的欢喜心渐渐淡了，一种怕过年的感觉袭上心头，原因挺简单，几片工资养家糊口还要精打细算，年关一到，请贴一张接一张来，应付这礼尚往来的人情投资就够我喘不过气来。过年没多有少总得备些年货，为老少添几件新衣，买些拜年礼品，一出手便是几十上百，口袋一空，人的精神就振作不起来，但年难过年年过，你怕也罢，不怕也罢，年总是要过的。

现在的年，终究还是比过去的年好过了，也过得好了。且别的不说，过年时，放的那串鞭炮，炸得天响，响得排山倒海。看看人们过年时穿的、戴的，笔挺、油亮，个个帅气精神。过完年，可以围着电视机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可以上街看放焰火，可以看露天的节目演出，还可以放心玩上几天。大拜年、大串门、聊大天，我想，只有这样的年景，才能过上这样的年，这年是往后好年景的好起点，好兆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过年被涂上很浓的革命色彩。生产队上山搞副业，忙到年底才下山，算工分搞分红，多是利用晚上加班加点完成的，等到一百、二百元票子分红到手，过年已迫在眉睫，匆忙间买点年货，就算打发一年了。正月初一、初二拜拜年，串串门子，初三就得高扎裤管，清理猪圈牛栏，把粪肥挑去肥田。那时时兴“农业学大寨”，出大力、流大汗、大干快上，连过年也没有闲的时候，可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不像现在，没过元宵，田里是找不到村民影子的，尽管汗没流得过去那么多，田里粮食长得不比过去少，年倒过得比过去丰盛，玩也比过去玩得开心。

过上第一个自在年，是1980年。那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自己责任田自己种，自家自留山自家管，没有生产队集体出工，集体收工的束缚，干起活来自由，挣的票子也多了，过年时，家里宰了一头肥猪，粳米果也打了十几石臼，直到来年的三、四月还没吃完。记得那年吃年夜饭时，面对这样的好年好景，父亲触景生情地给我讲了一段故事：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实行“三光”政策，反动民团、大刀会时不时窜到老区基点村烧、杀、抢，搞得鸡犬不宁。过年那天，细雨霏霏，父亲正在村口水碓中舂米，朦胧中，看见水碓对面的山路上几个穿蓑衣、藏短刀的陌生人，直朝水碓这边鬼鬼祟祟地摸过来，父亲意识到大事不妙，三步并作两步从另一侧小门溜出来，飞也似地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喊“大刀会进村了!”村里人一听，都顾不得收拾东西，一窝蜂地朝后山上逃。当父亲跑到家时，家人正准备年夜饭，热腾腾的菜在桌上冒着气，无奈，全家人只好抛下这顿年夜饭，连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来不及带走，就逃进大山。大年夜，本来高高兴兴的日子，全家人冒着雨，在一棵大树下哆嗦地挨到天亮。正月初一下山回家一看，家中的牛被牵走了，猪被宰杀了，稍值钱的东西全被抢走了，年夜饭被大刀会的匪徒们吃得一精二光。父亲说到这里，眼里闪着泪光。父亲说，那年头叫什么过年，叫遭灾受罪，老百姓的日子就难过了。现在好了，过年总算像过年了。

这几年我全家搬到城里过年，没有像在乡下时过年要先祭灶王爷，没有点红烛、插香火，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我相信：只要社会安定、国泰民安，往后的年景会更好，年年过年会更开心。（秋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