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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与礼
2023-10-09 09:16:21  来源:闽北日报  责任编辑:王俊杰  

朱子的学术思想承自北宋五子而来,但是在礼乐思想方面,则更多源自程颢与程颐兄弟,正如蒙培元所说:“他把二程哲学思想中的不同倾向统一起来,吸收并容纳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内。”钱穆则说朱子不仅“集宋学理学之大成者”,更是“集儒学之大成者”。因此,朱子在礼学方面的成就并非二程所能牢笼,亦非宋代理学所能局限,呈现出从继承宋儒礼乐思想到上承汉唐礼学历史的转变,为宋代以后的礼学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是作为新圣人的朱子,其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来源于朱子的实践,亦是其思想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关键,这主要体现于朱子一生的礼学实践及其实用思想。

一、践行“内圣外王”的信念:朱子一生的礼仪实践过程

礼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大宗,被朱子贯穿于一生之中,体现于两个方面:

在个人实践方面,朱子一生以礼仪作为自己行为标准,长期坚持施行。《朱子语类》载:

某自十四岁而孤,十六而免丧。是时祭祀,只依家中旧礼,礼文虽未备,却甚齐整。先妣执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订得诸家礼,礼文稍备。是时因思古人有八十岁躬祭事拜跪如礼者。常自期,以为年至此时,当亦能如此。在《礼》虽有“七十曰老,而传”,则祭祀不预之说,然亦自期倘年至此,必不敢不自亲其事。然自去年来,拜跪已难,至冬间益艰辛。今年春间,仅能立得住,遂使人代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特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某安得如此衰也!(《朱子语类》卷九十)

朱子讲述了从其父朱松过世之后,参与家中祭祀,青年时期考定家礼,至年老时参与祭祀之礼,概括了朱子一生对待礼仪的态度及内心的真实想法。由此可知,朱子在个人践行礼仪方面长期坚持,并且贯穿于一生之中。

在政治实践方面,朱子始终着力于推广普及礼学文化。在同安主簿任上,“考定释奠仪。申请严婚礼。整顿礼制,作《民臣礼议》,以《政和五礼》多失,建议别纂《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考正礼书”(《朱熹年谱长编》绍兴二十六年条),甚至为了州县学提供可供施行的礼仪规范,朱子长期修订《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

淳熙六年己亥,差知南康军,奏请颁降礼书。又请增修礼书,事未施行。绍熙元年庚戌,改知漳州。复列上释奠礼仪数事,且移书礼官,乃得颇为讨究。时淳熙所镂之版已不复存,后乃得于老吏之家。又以议论不一,越再岁始能定议,而主其事者适徙他官,遂格不下。此释奠礼之再修也。绍熙五年甲寅,除知潭州。会前太常博士詹元善还为太常少卿,始复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吏文繁复,几不可读,且曰属有大典礼,未遑遍下诸州。时朱子方召还奏事,又适病目,乃力疾钩校,删剔猥杂,定位四条,以附州案,俾移学官。是为最后之定稿,即此本也。(《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

由此可知,朱子释奠仪的作品几经删改,最终成文,但是不管哪个版本的释奠仪,都是以服务于学校施行释奠仪为目标。正是从同安主簿到潭州知州,长达38年(1155-1193年)的时间里,朱子历经同安主簿、南康知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漳州知州、潭州知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多任地方主官,均以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来考虑礼学内容。这便是朱子实用礼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二、礼顺人情:朱子实用礼学思想的核心内涵

“礼顺人情”语出《礼记·丧服四制》,二程已经以此观点,建构礼学思想,正如《河南程氏遗书》所载:“圣人缘人情以制礼,事则以义制之。”(《河南程氏遗书》卷六)“礼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则义也。”(《二程集》卷十一)只是二程未展开详细论述礼顺人情的内在原理与具体实行原则。朱子则详细论述了“礼顺人情”的功能,并把“礼顺人情”由基本原理具体化为各类礼仪实行的依据。《朱子语类》载:

古礼难行。后世苟有作者,必须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缛,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习熟,不待家至户晓,皆如饥食而渴饮,略不见其为难。(《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古礼难行,其原因在于古今时代不同,而制礼者需要斟酌古礼适合当代具体情况的部分,即古人熟习礼仪,而今人对礼仪的具体内容茫然无从知晓,无法真正落实古代的礼仪。要实行礼仪的关键是抓住礼的“大本大原”,而其“大本大原”正是人情。《朱子语类》载:

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须别有个措置,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会大本大原。曾子临死丁宁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上许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会许多,正是笾豆之事。曾子临死,教人不要去理会这个。“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非是孔子,如何尽做这事?到孟子已是不说到细碎上,只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於庶人”。这三项便是大原大本。……(《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朱子在此用列举法说明行礼需要理会礼的“大本大原”的具体内涵而已,这是由《朱子语类》仅是师生问答的体例所决定的,但是由其内在关系可知,大本大原处正是礼的根本处,也是核心之处。行礼的根本核心内容不在于具体礼仪,而在于随顺人情,也当以约束人心作为制作礼仪的核心内容。

三、“礼,时为大”:朱子制作与施行礼仪的标准

“礼,时为大。”语出《礼记·礼器》。关于“礼,时为大”的内涵,程颢说:“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克毋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其内容出自《礼记·月令》,其原文曰:“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礼记注疏》卷十一)但是程颢仅直言不应该触犯此条禁令而已,并未给出具体理由,也未有详细论述。

与二程不同,朱子遵循二程守时行礼之外,更加注重依时用礼的原则,着手落实以时为大的行礼原则——编撰《仪礼经传通解》。

关于注重依时行礼,朱子说:

“礼,时为大。使圣贤有作,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观孔子欲从先进,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便是有意於损周之文,从古之朴矣。今所集《礼书》,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后人自去减杀,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尽如古人衣服冠屦之纤悉毕备,其势也行不得。”(《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礼记·礼器》郑玄注解“礼,时为大”主要着眼于商周王朝更替造成的时代变化,而朱子则着眼于因时间流逝而造成的时代变化,使商周更替的政治事件,被古今文化衍变所取代了。这不仅符合王朝更替,更符合时代变化的内涵。事实上,朱子所谓“礼,时为大”不仅跳出了政治事件,更是从古为今用的角度确立以当前世俗作为行礼的标准,古礼仅是作为被减杀的对象而已。由此可知,朱子的礼学观念主要着力于古为今用,以符合具体时代情势。但是“礼,时为大”,却并非是全部不要古代礼仪,这便是朱子以《仪礼经传通解》“略存古之制度”。至于礼书的使用原则仍旧以时为大,即要以时代环境来减杀古代礼仪文献,寻求可行之处。

另外,“礼,时为大”的观念又是朱子编撰《仪礼经传通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礼,时为大”需要在古礼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环境来增减古礼,而一旦失去记载古礼的文献,则“礼,时为大”的所有现实基础便无从实施了。朱子所处的时代环境,正是礼学典籍丧失严重,礼学人才凋零,故朱子以编撰礼书来实现“礼,时为大”的目标。《乞修三礼劄子》论述其编撰体例之文如下:

故臣顷在山林,尝与一二学者考订其说,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於礼者,皆以附於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此文被朱在置于《仪礼经传通解》卷首,用于说明《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体例。虽然《乞修三礼劄子》与《仪礼经传通解》具体编撰体例之间具有一定差异,但是上引文献仍旧给我们指出了其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最为重要原则,即汇聚《仪礼》《周礼》《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涉及到礼学的部分,搜集各代礼学家作品,追求以礼学文献的完整性为目标。这便是朱子对“礼,时为大”原则的创造性运用。

四、变革:朱子实用礼仪思想的灵魂

礼仪变革的基础是人情与时代,二程已有所论述。关于冠礼的着装,程子说:“今行冠礼,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伪也。必须用时之服。”(《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这显然是依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冠礼的服装,虽属小方面的调整,但已经彻底贯彻了“礼,顺人情”和“礼,时为大”的要求,因为社会着装已经随着时代和人的喜好发生了改变。

在二程的礼仪改革基础上,朱子正式从基本原则入手来改革礼仪制作的原则。《朱子语类》载:

观孔子欲从先进,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便是有意於损周之文,从古之朴矣。(《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孔子欲从先进”,源出《论语·先进篇》,而“行夏之时,乘殷之辂”语出《论语·卫灵公》。朱子在注解第一条内容时引程颐的观点:“先进於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后进之於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於文也。”(《论语集注》卷六)

朱子大体赞同程颐的观点,故在文末特下注语说:“孔子既述时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盖欲损过以就中也。”(《论语集注》卷六)

至于后一则,朱子注解之时强调了“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的原因分别是:“时以作事,则岁月自当以人为纪。……盖取其时之正与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颜子也。”“古者以木为车而已,至商而有辂之名,盖始异其制也。周人饰以金玉,则过侈而易败,不若商辂之朴素浑坚而等威已辨,为质而得其中也。”“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后有旒。黄帝以来,盖已有之,而制度仪等,至周始备。然其为物小,而加於众体之上,故虽华而不为靡,虽费而不及奢。夫子取之,盖亦以为文而得其中也。”(《论语集注》卷六)

从注文可知,朱子认为孔子并非一味追求周代的礼仪制度,而是以周的礼仪制度为基础,吸收夏、商制度,完成礼仪的变革过程,即以损周之文,追求“中”的境界,故朱子有“有意於损周之文,从古之朴矣。”的总结。

以周礼作为损益的对象,这是朱子从孔子思想变化而来,但这并非朱子独创观点,而是由经学史发展而来,正如“礼,时为大”与“礼,顺人情”两者的评价标准都是时代和人情,而时代和人情都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也是承自二程的礼学思想而来,并且为礼学的变革注入了新的动力,完成礼学的新体制。

综上所述,朱子在个人礼仪实践与政治实践基础上获得丰富的礼学认知,再提炼出与时代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实用礼仪思想,使礼学思想走出经学范畴而进入了实用的社会领域,也同时扩大朱子学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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