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二十四岁拜李侗为师。李侗是对朱熹影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老师。朱熹多次向李侗问学。李侗一再嘱咐他要在“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

朱子属历史上读书最多、领悟力最强的学者。他一生都在读书、著书。历史上流传的“朱子读书法”，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要求读书应该按照知识内在次序和规律，逐步学习掌握，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虚心细心，反复思考、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则强调读书须结合自己生活体验，并见之行动，身体力行，在生活中对照检验书本知识。他要求抓紧时间读书，专心读书，持之以恒。

朱熹一生勤于讲学、诲人不倦。他创建和修复了许多书院，建立的第一所书院是寒泉精舍，修复的第一所著名书院是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到南宋已是断垣残壁，朱熹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上庐山访求白鹿洞书院的废址，重建白鹿洞书院。他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对中国书院教育发展的产生很大影响。朱熹晚年出知潭州时，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他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到学院授徒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因朱熹而名扬天下。

朱熹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深刻总结历代教育经验，认为教育应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8--15岁为小学教育，目标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圣贤坯璞”。 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任务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强调自学为主，辅以老师教导，主张开展切磋交流，在自学、教导、切磋交流中提高。

朱熹继承周敦颐、张载、二程，融汇释道，构建了“致广大，尽精微”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最高核心范畴是“理”。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先于气，理比气更根本，更本源。气是理的表象，有变化的能动性。理是事物的规律，又是伦理。

朱熹深化孔子“仁”的认识。他提出，“仁乃天地生物之心”，仁是自然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力和源泉。自然的本质是“仁”，是宇宙意志的根源，是生命的基础和不竭动力。朱熹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本性和特性。自然万物都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潜力，根本的原因是天理本身含有“仁”的基因和要素。这种基因和要素决定了自然万物呈现出发展变化的不同状态。人从自然中走来，人的生命也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基因和要素。由“天地生物之心”所规定的万物之间的发展变化，构成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史。

朱子一生致力于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朱子对孔子儒家经典《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作深入研究，编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使之成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文化经典。

从历史看，孔子总结了夏商周到春秋的文化，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朱熹面对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冲击，融汇重建儒学的基础和体系。《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过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