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程颐的心论对陆九渊也有重要的影响。程颢认为“良知良能是本心”。 [28]（《宋元学案》卷十二）二程提出：“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29]（《二程文集》卷八）这里强调的是心的作用，治学的方法是先要明白学的目的，才能有进取的方向。程颐更以小见大，以微见著，提出“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30] （《宋元学案》卷十五）可见，二程把心视为通乎物理的路径，强调要“道合内外，体万物”， [31]（同上）才能万物毕照。为此，二程提出要读书求理：“人之蕴蓄，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人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蓄成其德。”[32]（《程氏易传?大蓄传》）

陆九渊之心与程颢之学有内在的联系。程颢主静，穷理方法上偏重于“正心诚意”；程颐主敬，穷理方法上偏重于格物致知。黄百家对陆九渊之学作出分析：“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33] （《宋元学案》卷五十八）可见，朱熹更多的是传承程颐之学，而陆九渊更多的是传承程颢之学。

二程之后，心学的代表人物是包括陆九渊在内的江西三陆氏。史载：“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34]（同上，卷五十七）梭山、复斋、象山是同一学派人物，史称“三陆子”。陆九韶，字子美，抚州金溪人，因“学问渊粹，隐居不仕，与学者讲学梭山” [35]（同上），人称“梭山先生”。陆九龄，字子寿，金溪归政（今江西省金溪县陆坊乡）人，陆九渊之兄，人称“复斋先生”。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因书斋名“存”，世称“存斋先生”。因为心学集成于陆九渊，其学亦称“象山学派”。

三陆子的学术一脉相承，都主张由内外求的观点，强调要发明本心。陆九韶主张治学以切于日用为要，即“身体力行，昼之言行，夜必书之”。 [36]（《宋史》卷四百三十四）也就是强调以心应物而行之于日用最为紧要。陆九龄也强调要用心感应外界事物，如此才能切己之行。他说：“身体心验，使吾身心与圣贤之言相应，择其最切己者，勤而行之。”[37]（《宋元学案》卷五十七）陆九渊不仅继承这种观点，而且对心作了概括和哲学性的发挥，认为“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38]（《陆九渊集》卷一）“人心至灵，至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39]（《宋元学案》卷五十七）陆九渊之所以强调心，是因为人心至灵，因为至灵才会至理至明，把住了心就把住了理。 他强调“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40]（《陆九渊集》卷十一）在陆九渊看来，物在我心，心外无物。只有将客观之物纳入我心，此物才存在。他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 [41]（《陆九渊年谱》）所以他从宇宙二字得出一个启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42]（《陆九渊集》卷二十二）

从上述看，朱熹以“理”为万物的本原，是宋代理学中的“格物派”；陆九渊则认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是理学中的“格心派”。由于二人观点不同，形成宋代理学中最大的两个门派，以致“两家门人，遂以成隙”。[43] （《宋元学案》卷五十七）即以朱子为代表的称理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称心学派，导致继春秋百家争鸣以来又一次学术史上的争辩——鹅湖之辩。

鹅湖之辩的焦点是治学方法。朱熹的观点是外物求理，从圣贤书中体验天理，强调读书讲学的重要性；陆九渊则强调要不必读书外求，只要发明“本心”即可成圣成贤。他甚至放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44] （《陆九渊集》三十四）所以朱熹认为陆九渊教人之法太简，而陆九渊则认为朱熹教人之法支离。

鹅湖之辩，没有辩出真知。朱熹认为：“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在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于践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旨。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以过人者。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得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45]（《宋元学案》卷五十七）可见，朱陆之学是理学系统中的“殊途”，黄百家称赞他们“岂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紫阳有服善之诚”。 [46]（同上）又说：“（陆九渊）从践履操持立脚，恐不得指为大病。但尽废讲学，自信太过，正是践履操持一累耳。（朱熹）若使纯事讲学，而于践履操持不甚得力，同一偏胜，较之其病，孰大孰小乎？”[47]（同上）黄百家认为朱陆二人各有所偏，陆氏偏重日用操持，是其大病；朱氏纯事讲学而日用不得力，也是一大弊端，此评价实为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