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寓于物，要识察物之理，必须细察于心，有个知觉处。朱熹说：“天下之物，至微至细者，亦皆有心，只是有无知觉处尔。且如一草一木，向阳处便生，向阴处便憔悴，他有个好恶在里。至大而天地，生出许多万物，运转流通，不停一息。”[91]朱熹认为心与理会通，要发挥知觉的主动性。知觉是客观事物进入人的感官通过大脑的作用感知事物。如它的存在、性质、状态、变化、发展，都可以在感知的召唤之下得出结果，从而得出事物的整体表征。可见，朱熹不仅承认心的作用，而且也承认陆九渊说的有心才有物，有心才有理。反过来说，如果无心，何以有物，何以有理。

朱熹认为心有两面性，在内为性，在外为理。他说：“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92]“心唤做性”是就本体言，等于承认陆九渊的以心为本，它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事唤做理”则是心的外用，是心的表现形式。在朱熹看来，天地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则有清有浊。可见，朱熹既把心视为万物之本，又把心视为体现理或天理不可或缺的内在条件。心的作用是“知”，要以心之知感物之理。朱熹认为，万物都有知的功能，只是它们知得狭窄，他说：“物之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知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能耕而已。”[93]而人则能知全体、知万事万物，这是人与物的根本区别。

朱熹认为知在我，理在物；知是主观，理是客观。他说：“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94]“宾”与主相对，就是客观。朱熹强调主观与客观要统一，以我之知悟物之理。朱熹还认识到客观之理无穷无尽，知也无穷无尽。朱熹明言：“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有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95]要让客观之物和物之理存之我心，必须主客合一，才能穷究事物之理。今天我们把朱熹的理学看成是唯心论，并且曾在相当一个时期对此妄加批判，但从这里我们却看出朱熹完全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朱熹还告诉人们要常常唤醒良知良能，去体察客观之物和物之理。他说：“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唤醒。”[96]朱熹认为人要明理，必须通过格物，让心致其知。他说：“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97]致知要发挥心的作用，心不正则无法观物，更无法识理，即便识得物和物之理，处事也会出现偏差。朱熹就认为载沉载浮、载清载浊、载驰载驱，全在人之心意。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评判：“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 [98]，这是逆人之心；“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99]这是中庸之心；“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100]这是偏执之心。三者以中庸之心最为可观。

致知在格物，读书也是致知的一种方式，而读书也必须用心。朱熹说：“盖为学之事虽多有头项，而为学之道，则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101]朱熹用自己治学的实践教育弟子。他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102]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以理为本，是他认识世界的哲学思路，但这条路径也与陆九渊之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通过心的作用，察“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103]因为朱熹说的理既含盖宇宙，也含盖社会人生，是自然规律和社会的准则，他说：“天下万物当然之则，便是理。”[104]有时候，朱熹也把道视为理，他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105]由此可知，朱熹不仅强调理，也强调心对理的作用，更把理引入社会人生，而人生之理是万物之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