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理学形成和初步发展的阶段。理学先驱“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奠基者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除周敦颐是江西人外，其余都是北方人。当时，福建虽有“海滨四先生”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等倡道闽中，但从全国来看，影响有限。在理论水平和所影响的范围来说，北宋时期的闽中儒学，远远落后于北方。到了北宋后期，全国各地的一些有志之士，纷纷到河南洛阳的程颢、程颐门下求学，其中虽然以中原和北方人士居多，但理论水平最高，且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方的两位儒者，即福建延平将乐的杨时，和建州建阳的游酢(1053-1123)。

熙宁五年（1072），年方二十的游酢以乡荐赴京应试，巧遇河南洛阳的程颢（1032—1185，字伯淳，号明道）。程颢对其资质大加赞赏，认为“其资可以进道”。游酢从此成为程门入室弟子。元丰四年（1081），游酢又与杨时拜程颢为师。两人学成南归之日，师生依依惜别，程颢目送他们远去，满怀期待地说：“吾道南矣！”意思是说，有了游、杨二君，我的道（理学思想）就可以传到南方去了。武夷山一带后来被誉为“道南理窟”，其渊源应追溯到游酢、杨时二人载道南归，兴学育人，促使理学思想在南方各省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转移。元祐八年（1093），程颢已逝世八年，为了进一步钻研理学思想，游酢又与杨时同赴洛阳从学于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游、杨二人于这年冬天冒着大雪来到程家，适逢程颐闭目瞑坐，他俩不忍惊动先生，恭敬地侍立一旁静候，程颐发觉之时，门外已雪深一尺。从“吾道南矣”到“程门立雪”，代表了理学重心和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心都将从北向南转移的一种趋势和历史必然。

在中国文化史上，道教产生于本土，佛教则约在西汉末传入中国，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极其盛行，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教在与佛教的论争中也增强了它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水平，成为强大的中华本土宗教派别。儒、佛、道由之前的三家鼎立之势转为佛、道占据上风，一旦佛、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使传统的“以儒立国”变为“以宗教立国”，中国就有成为宗教国家的危险。为挽救江河日下的儒学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唐代韩愈、李翱等兴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提出恢复秦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学道统，以对抗佛、老之道。韩愈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激烈排佛，但他对传统儒学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在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上难以与讲心性、重修持，极具思辨色彩的佛学抗争，只能向高层提出建议“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愈《原道》，《唐文粹》卷四十三），即逼僧人还俗、焚毁佛书、把僧人赶出寺庙这种强权而低能的行政手段。

从治政者的角度来说，产生于北宋时期的理学思潮，在其发展的初期，虽对社会思想界有重要影响，但并未受到当时最高统治集团的特别重视。在崇儒的同时，北宋王朝也尊崇佛教和道教，且提倡三教合流，这就促成了佛、道二教的泛滥。下延至南宋时期，佛教更是成功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北宋后期，民族矛盾极为激烈，随着北方大片国土被金人所占，北宋灭亡，复兴和发展儒学的任务，被尖锐的民族矛盾所遮蔽，最终并未由周、张、二程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