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朱熹的肩上！

张载（1020—1078）所提出的“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理想，最终虽未由周、张、二程等人实现，但周敦颐（1017—1073）创立的“濂学”，二程创立的“洛学”，张载创立的“关学”，却奠定了理学（新儒学）的理论基础，也为南宋朱子创立“闽学”提供了丰厚而坚实的思想理论资源。由此可知，从濂、洛、关之学到朱熹的“闽学”，其发展与传承源流，有一个从“北”到“南”的转移过程。从时代来说，表现为从“北宋”到“南宋”的延续；以空间而论，则是从“北方”中原向“南方”福建的转移。以人物而言，周、张、二程之后，则有游、杨、罗、李等先贤的学术传承，最终有朱熹的集大成。

为了从理论上全面回应讲心性、重修持的佛学的挑战，同时也为了弥补先儒多重视社会政治伦理，而比较忽视心性之学的不足，朱熹率领门下弟子，以福建为中心，以武夷山为大本营，以南方各地创建和修复的书院，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为阵地，高扬理学的旗帜，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从而使儒学经典，从原始儒学重《五经》，演化为宋明理学重《四书》的转变；同时，也是为了弥补各地书院的不足，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从而形成了与理论上“援佛入儒”、兼采佛老之精粹相适应的儒学传播实践，即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

在朱熹等人的倡导下，在理论形态上的“斥佛老，一天人”，与物质形态上的与佛教争夺教学阵地相结合，就成了其后儒家学者的共同行动。这便是为什么在南宋的理学重心最终完全转移至福建并得以确立的同时，书院文化教育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福建的重要原因。

朱熹的历史贡献，可以用“返本开新”四个字来加以概括。所谓“返本”，是指朱熹全面系统地对孔孟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传统经学、心性哲学、伦理思想、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所谓“开新”，是指朱子在继承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理论的发展，与同时代各个不同学派的思想家相互交流、相互论争、相互促进，又汲取先秦儒学诸子百家和佛、道思想之长，加以综合创新，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在理学本体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把宋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