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西江大学郑仁在教授将朱子学传入韩国后的发展情况，区分为“本源朱子学”（比较符合朱子的学问）和“修正朱子学”（与朱子学说有一定差异的学问）。罗整庵是“修正朱子学”的鼻祖，李栗谷深受罗整庵的影响，属于修正派。李退溪反对罗整庵，属于本源派。郑仁在理解的朱子学，是指朱熹之前的北宋五子之学、朱熹本身思想，及其在中国、韩国、日本、欧、美的发展与修正。这是一种广义的朱子学概念。

东亚朱子学是东亚儒学相关论述与研究中重要的一环。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指出，近七百年来东亚各地儒者可以阐释朱子，可以批判朱子，但不能绕开朱子。从东亚儒学的发展来看，朱子（晦庵，1130-1200）之学涵盖了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相关的儒学拓展、传承与研究呈现出两个层次的特质：第一个层次是儒学由中国经由韩国向日本的传播过程中，有着共同关切的典籍（例如《论》、《孟》）与议题（例如“五十而知天命”、“四端七情”、“民贵君轻”等），而对议题的发挥程度与内容则彼此不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学价值理念在“同心圆”式的逐层展开时，呈现相当的类似性；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各国朱子学思想内容在类似性中展现其殊异性，也是“理一分殊”之具体而微的表现。但是经典与议题的同源性和类似性，不能强制规范各区域的分殊表现，因而这里便涉及到第二层次的“去中心化”现象。就各区域文化发展的多元以及民族或政治之自觉而言，日韩儒者极不愿将中国儒学视为其唯一中心，而中国儒者也不能一厢情愿地将日韩儒学看作其附庸或边陲。“中心—边陲”的论述很难解释这类文化与思想的发展轨迹，即以希腊和基督教文明的发展为例，西欧与美洲大陆日后的发展，已取代这两种文明起源地的重要位置而成为新中心；而佛教在东亚与南亚的特殊发展，亦早与印度佛教分道扬镳，并在后者衰亡之后成为新的思想与信仰的重镇。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 Geertz）曾经呼吁，我们要研究那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 ，而朱子学正是这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我们认为，朱子学有三个层次，犹如一个同心圆展开的过程。第一个层次，中国文化圈中的朱子学；第二个层次，东亚文明圈中的朱子学；第三个层次，全球朱子学。我们认为，东亚朱子学属于第二个层次的朱子学，其问题意识来源于本源的朱子学，也必然包含本源的朱子学。东亚朱子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正确立场是“中国本位，东亚视点”，或者“中国本源，东亚视点”，注重东亚朱子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区分东亚朱子学的不同表现形态。东亚朱子学是“一体多元”的朱子学，“一体”指朱子学说本身，“多元”指朱子学在东亚的不同的发展形态。

二、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提出，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早在700多年前，朱子思想积极参与了东亚思想一体化进程，此时的朱子已经是走向了世界。近年来，东亚儒学、东亚朱子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东亚朱子学研究者逐渐正视中、日、韩和欧美朱子学的研究成果，将自身定位在“国际朱子学”的脉络之内，密切关注同领域的研究动态，对相关学术资讯的把握相当及时而准确。如何面对海外朱子学的研究成果，是今日中国大陆朱子学界整体直面的重要课题。“面对”即意味着吸收与批判，而日本、韩国学者在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长期积累与贡献，更是不容忽视的。因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展开东亚朱子学研究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