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的承传与创新。东亚朱子学的经典文本及其在东亚的传播，中日韩对朱子学文本的接纳、理解与创新，不同的朱子学文本在东亚各国的不同命运等等。例如朱子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在中国和韩国作为科举教材备受重视，在日本却被《四书辑释》和《四书大全》所取代，其中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究和深掘；又如为什么《朱子家礼》在韩国和日本的接受和实践有天壤之别？为什么中、韩与日本对朱子学经典推崇各有侧重？真德秀《心经》在韩国备受推崇，为什么在日本却屡遭批评？把朱子学经典文本放进东亚特定的时空进行分析，许多被历史遮蔽的问题脱颖而出，进一步拓宽了朱子学的研究空间，进一步丰富了朱子学的理论内涵。

第四，东亚朱子学话语的同调与异趣。中国朱子学话语体系包括本体话语（体认天理、理气先后、无极而太极、理即事，事即理、理气动静、心即理、理一分殊），工夫话语（格物致知、主敬穷理、诚意正心、定性、慎独、拔本塞源、心统性情、尊德性与道问学、操存省察、已发未发、致知力行、下学而上达），社会政治话语（正君心、出处、国是、教化），境界话语（见天地之心、识仁、自得、致良知、民胞物与、全体大用）等。日本朱子话语体系包括本体话语（理气一体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工夫话语（格物穷理、主敬涵养、静坐、全孝心法、事上磨练、智藏说等）、境界话语（如全体大用等）、社会政治话语（如神体儒用、名分大义论、夷夏之辩、国体、王霸等）。韩国朱子学话语体系包括本体话语（如理气之发、理乘气发、理气一途、人性物性异同论等）、工夫话语（如四端七情、心体善恶、心统性情、定心与定性等）、社会政治话语（如事先理后、起用厚生等）。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与理论类型，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的同与异及其根本原因，极具挑战性。

第五，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东亚朱子学”是一门国际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是东亚文化所依凭的重要精神资源，在东亚的历史上曾经一度成为中日韩国家最高统治哲学。东亚朱子学何如通过书院教育、科举、社仓、乡约、家族、朱子家礼的实践等方式推进朱子学的社会化并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中日韩三国朱子学社会化及其实践有有何不同？目前，学术界对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关注度还远远不够，相关成果十分薄弱。我们认为，朱子学是能够在东亚地区造成广泛文化认同并得到具体实践的普世的东亚价值，对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有利于提高东亚各国的生命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促进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这方面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除了上述五个领域，东亚朱子学与中日韩各国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以及新方法的运用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关注方法论问题是东亚朱子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概括而言，东亚朱子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考证的方法，义理分析方法，体认式的研究方法，“脉络性的转换”的方法，多重文本分析法，身体哲学的方法，诠释学的方法，话语分析方法、话语的内在解释方法等，为东亚朱子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而言之，东亚朱子学在历史上呈现出“一体多元”的理论格局，“一体”指以中华文化为体，以朱子学为体，“多元”指中、日、韩朱子学的多元化发展与具体呈现。东亚朱子学虽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朱子学传统，但是它并不是上述各地域朱子学传统的简单的累加。东亚朱子学的发展既呈现出历史的连续性，又展现出文本、话语以及结构的相似性。未来东亚朱子学研究应以东亚为视域，以经典、话语与实践为核心，并以中日韩不同文化为脉络，分析中日韩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既求其同，又求其异。通过对东亚朱子学的经典、话语与具体历史实践的考察，揭示出中、日、韩朱子学的共性与个性、具体与抽象、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未来东亚朱子学研究新领域之开拓，一方面超越传统哲学研究的单一路经，坚持以话语与实践的阐释为中心，回归朱子学的“原生态”，走向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和碰撞，形成一种全新的理论研究格局；另一方面，东亚朱子学研究必须突破单一国家的边界，注重东亚各国朱子学之间的相互交涉，注重东亚各国学者之间的交融与合作，不断走向国际化的新视野。展望21世纪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立足东亚，以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话语与实践为研究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话语与实践及其未来发展，东亚朱子学研究必能在21世纪开拓创新，绽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