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朱子在闽浙赣交界的武夷山地区开展文化学术的传承与创新活动，形成了著名的朱子学派，其影响遍及东南诸省。这时，朱子学说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的《四书集注》被钦定为科举的教科书和考试的标准答案，其学说上升为官方哲学，成为近古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影响近古中国社会六百多年。

朱子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成果的总结。它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作为文化遗产，它是超越时代，超越区域的。

一、朱子学与东亚文明

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为近邻，或山水相依、或隔海相望，由于这种地理环境和频繁的学术交流，形成了近古东亚朱子学。

13世纪初，朱子学开始传入韩国和日本，使朱子学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就韩国而言，高丽和朝鲜时期的学者，以朱子理气论为基础，对心情哲学展开了深入细微的探讨。如韩国关于“四端七情”论辩，探讨的就是“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与“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场论辩的时间跨度五百年之久，几乎每一位韩国朱子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著名的论辩。在“四端七情”论争中，韩国朱子学发展了朱子学中重实践性、人间伦理层面，强调伦理道德修养，改变人的气质，而达圣人境界。另外，韩国朱子学强调“气”的功能性和自主性，倡导“重实”思想，后来发展为实学。实学是韩国“性理学划时代的转换”，是一种“改新的儒学”，是一种以经世致用为标志的新学风。其结果使韩国朱子学向着近代的性格转换，为后来韩国“开化思想”兴起的先导意识。

就日本而言，日本朱子学着重发挥了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注重“即物思维”。具有这种特性的日本朱子学，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贝原益轩继承了朱熹“格物穷理”中的合理因素，将穷理精神与经验科学相结合，赋予朱子学“理”范畴以经验合理主义色彩。新井白石把朱子学的格物致知之“穷理”与西方的科学技艺之“实理”相结合，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科学技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赅”的著名口号。在这一口号指导下，幕末维新志士强调要求德川幕府“开国”，积极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技艺，以促成日本的富强。所以，日本著名学者源了圆认为，日本朱子学重视“即物思维”，从经验价值出发，围绕着自然、科学等问题，寻求自然中的实理。由此形成了日本民族讲究实用的民族性和提倡实证科学的良好风气。

朱子学传播到韩国和日本之后，于16世纪后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国共同接受的思想文化，即东亚地区的主流文化，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说：“朱子学在整个东亚实现了完全的覆盖，成为近世东亚文明共同分享的学术传统，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陈来《中韩朱子学比较研究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2日）从朱子学在日本、韩国传播与影响来看，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对中国朱子学的引进与吸收，并不是简单地将中国朱子学移植到本国，而是根据他们所在国的社会实际，与其传统文化相融合。研究东亚朱子学的特点，发掘朱子学其深层的文化内涵，是吸收东亚各国民族文化细微部分的功夫，也是体认各民族思想文化智慧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