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子学与东南亚社会价值观

在东南亚，由于各国文化、社会结构各不相同，因而对朱子学的接受，以及朱子学所产生的影响亦不相同。

越南与中国毗邻而居，同属汉文化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结构。越南仿效近古中国以朱子学作为正统思想，重视制礼乐，创学校，振兴儒学。同时，越南还大量刊印《孝经》、《小学》、《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节要》等朱子学书籍，致力于儒学的普及，社会教化。这对越南民族道德自觉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朱子学在越南传承发展600多年，其影响极为广泛深刻，成为越南民众的价值体系的核心。越南学者陈重金说：“须知我国自古至今，凡事皆以儒教为依据，以三纲五常为处世之根本。……国人濡染中国文明非常之深，尽管后世摆脱了中国的桎梏，国人仍不得不受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年深日久已成了自己的国粹。”（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54页）近代，朱子学由华人移民，将其传入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华人在海外自强不息、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儒家文化（主要是朱子学），其精神源泉来自儒家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思想。泰国华人领袖郑午楼博士说：“我们海外华人，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儒家思想早已通过历史塑造出华人特有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在投身于一个工商社会以求生存发展的同时，努力保持并发扬华人的道德理性，实践东西文化共同冶于一炉的中庸之道。”（[泰]郑彝元《儒家思想导论·序》，曼谷：时中出版社1984年，第1页）通过华人的倡导，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得到东南亚社会的普遍认同。

在东南亚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发展的前提下，朱子学中的价值观、中庸之道等思想，不仅没有妨碍社会经济的运行，反而演变成一种配合经济增长的有利的人文因素。朱子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将与东南亚各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传承发展下去。

三、朱子学与欧洲启蒙思潮

明末清初，朱子学主要由来华传教士介绍到欧洲。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100多年，欧洲的罗明坚、利玛窦和龙华民等一大批传教士，将朱子《四书集注》和《性理大全》等著作译成西文。他们还根据各自对朱子学的理解，写了大量书信文章寄往欧洲。其价值就在于以西方语言首次阐述朱子学的思想观念，为欧洲人了解朱子学，了解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

经过传教士近百年的传播，从17世纪末开始，欧洲形成了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化热”。这时期，欧洲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们，在深入接触和研究朱子学的过程中受到了启蒙。如马勒伯朗士从“偶因论”的哲学观点出发，写下中西比较哲学史上的一篇名作——《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与本性》。这展示了朱子学与欧洲启蒙思想之间的互动。朱子学作为一种中国文化，因其有人类共同价值与进步因素，为启蒙运动所借鉴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