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它对于我国当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同时，更应反求自身，总结和学习传统的教育经验，结合实际加以创造性弘扬。我想朱熹教育改革做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

（一）德育为先

1985年、1994年、2000年、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三番五次下文，要求学校加强德育工作，并把它作为评价一个地区、一所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德为先。朱熹反复说，国家教育“所以必立德行之科，德行之于人大矣。……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为学之本。学校的德育工作应从“三全”上下力气：一是全员。所有从事教育的教职员工，都肩负着教书育人的天职，都是德育工作的主体，不能只教书不育人。把德育工作当作是政工部门和政治老师乃至班主任的事，都是未尽为人师表之责，那样只能使学校行政化愈发严重。二是全程。要把德育贯穿到教育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从学生的行为举止到各门知识学习的全过程，让学生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三是全力。学校要把德育工作抓好，主管部门要建立简易有效的德育评价体系，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将学生和教职员工德育情况及时反映，高考的内容和录用要体现和突出德育，改变“选分不选德”的状况，全力将德育工作落到实处。

（二）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朱子修养论，也是认识论与方法论。钱穆先生指出，“朱子思想，以论格物穷理最为后人之重视，亦最为后人所争论”。格物一词，见于《大学》。而“格物致知”的理论是朱子对儒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朱子认为古本《大学》颇有错简，遂重新修改，将其分为经一章、传十章。他发现传之第五章已亡失，于是“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朱子的“格物致知”就其目标而言，即物穷理，体悟天性，依循天理，知不善之不当为而不为；就其对象而言，指“凡天下之物”都应格；就其方法而言“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必须“用力之久”。就其预期成效方面，使“知物之表里精髓无不到”达成“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目标。朱子提出了一条向外求知的方法，通过实践求理，获得真知，不断格物，不断进步，从而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如果撇开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成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主席所表述的认识总规律十分相似，“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朱子对“格物致知”理论身体力行，上“格”天文地理，下“格”飞禽走兽，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理判断。他发现了化石、雪花六边形、悬棺所葬的是部落酋长等科学事实。他自制浑天仪，观测天象，得出“东方星云说”的结论，比西方天文学家开普勒早上四五百年。他对周易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那张阴阳回环相抱古太极图，极大影响了波尔和莱布尼茨，而前者创立了量子互补理论，后者则是电子计算机基础二进位制的创立者。英国科技史家、中国科学史之世界权威李约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这说明朱子“格物致知”的要求不仅是道德层面的，反而更多属于知识层面。值得指出的是朱子这一理论还具有实践的品格。他强调知行相须，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故圣贤教人，必须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铭之”，“学贵践行”。

作为朱子教育思想重要内容的“格物致知”理论，长期以来被束之高阁，被认为不过是“尊德性”之论。坚持中国特色教育发展道路，理应把“格物致知”摆上应有的位置发扬光大。第一，要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既作为立德树人的指导原则，又作为探索追求科技知识的方针，为中国特色教育的指导思想提供涵养和补充。第二，要把“格物致知”作为方法论。以其为人才培养，道德养成的起点，也作为道德完善，知识进步的目标，更当作手段，对事物的了解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循环往复，循序渐进。“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日既多，然后脱然在贯通处”，使“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第三，要把“格物致知”作为功夫论。正因为朱子把格物致知的对象确定为所有天下之物，要求“格”之其极，“今也必须为僧家之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得周遍”。读书成才要动脑，更要动手，贵在实践，让孩子们的人生变成行动的人生。

（三）生命教育

应试教育像一座大山，压得孩子们没有童年，没有欢乐，没有兴趣，没有创造性。“在不该认字的年龄认字，在不该算数的年龄算数，美其名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而素质教育的所有能力训练，到最后都成了应试工具。这极大摧残了孩子们的身心，以致于一旦考上了，反而茫然不知所措，几乎每所高校都有轻生的事件发生，而这些学子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

朱子的教育思想本质上是生命教育学说。他的核心观念是易传的“生生”与孔子的“仁”。从先秦开始，圣贤就重视人生，儒家更重“仁”，把“仁”作为“仁义礼智”四德之首，并包括其余之德。朱子说，“孔门之学，所以必以求仁义为先，盖此是万理之源，万事之本”，“如《大学》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但是朱子将“仁”的观点发展到极致，构建了“仁”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体系，阐述了“仁”与“理”，“仁”与“心”，“仁”与“生”的关系，将人道与天道贯通起来，释仁为“心之德、爱之理”，指出“仁者，人也”；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钱穆先生说，“朱子专就心之生处，心之仁处着眼，至是而宇宙万物乃得通为一体。当知从来儒家发挥仁字到此境界者，正惟朱子一人。”朱子认为实现了仁的境界，就能得到“至乐”，就能达到“天人合一”，把握生命、体验生命、理解生命、化育生命、提升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使生命趋向至善。这是朱子教育思想的根本精神，朱子所有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借鉴朱子的生命教育理论，我们应当，第一,加强人文情怀，生命尊严。学生的身心健康高于一切，发展生命、提升生命作为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决不能把学生视为产品，决不能把学校当作工厂，要把所有的孩子视为己出，让他们生命如鲜花一样沐浴春风雨露盛开。第二,加强素质教育,全面发展。要把教育主管部门关于素质教育的好主张落实到实处，将音乐、体育、绘画、美学等全面发展的课程作为必修课，让德智体美劳的培训回到课堂，回到学校，而不是交给家长和社会，然后隔山打鼓形式主义般整顿。第三，加强修学、研学，让学生在游历山川中，领略中华民族丰厚的自然文化遗产，寓教于乐，而不是像有些学校连春游都不敢组织，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民族传统丢失了。（张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