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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扇沉重的门
2019-08-07 09:05:00  来源:武夷微发布  责任编辑:王俊杰  

六月,武夷山已进入雨季。我和大安革命斗争历史陈列室的义务讲解员张珍秀站在展室过道,大雨从天井的屋檐上像瀑布一样倾泄而下,在地池中打个漩,急急忙忙汇入奔向大安溪的水流。张珍秀是大安小学的语文老师,一次有位学生向她提了一个问题,“老师,什么是‘革命’?”。张珍秀愣住了,她也用同样的问题问自己“什么是‘革命’”?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在词意上她很容易回答,但身为红军后代的她,就是觉得所有回答都是对学生的搪塞。1996年,她带着“什么是‘革命’?”的问题加入义务讲解员的队伍,一讲就是二十三年。


我把武夷山水和在根据地遗址的见闻,打包到华为手机,带着一包茶,两个字回到北京。一包茶是正岩大红袍,两个字是“革命”。可是,我究竟想从这两个字中找到什么?我能找到什么?


武夷山市在福建北部俗称闽北的地方,原名崇安。这段红色革命史从1927年,崇安成立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算起,已经过去九十二年了。如今,那个年代的人陆续离世,他们关上一扇又一扇生命之门的同时,也增加了我们打开历史之门的难度。


“并非是我看见的让我停住了脚步,而是我所看不见的。”这是从我电脑屏保上跳出的一句话,它来自《海上钢琴师》。如果,我看见的有限,那么什么是我看不见的?正当我漫无目的在资料中徘徊,一组充满血腥的数字震动了我。“崇安苏区建立前,全县人口14.4万人,到新中国成立仅剩6.9万人。其中半数人口被国民党杀害”。是什么力量集合起这么多不要命的人,他们明明知道当红军会死,为红军办事会死,却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拼死也要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我打定主意寻找牺牲者的故事。这看起来很残忍,但是,只有用生命才能对“革命”做出终极解释。我发微信向大安的张珍秀老师、坑口村党支部吴华祥书记说了我的想法,他们很快就发来回忆录。那些亲历者的回忆深动、具体,代替了我的眼睛,把我送到那个火热而残酷的闽北红色根据地。


在五府岗下的坑口村有一片荒地,过去有人在这里种过菜。自从菜农从地下挖出十几个金戒指后就不再种这片地了。任由它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疯长着开白色花朵的一年蓬,和寓意金鸡报晓的黄色金鸡菊,就是这里的萋萋青草也绿过其它地方,使它看起来像片花圃。雨后路过这里,可见缕缕白雾从长满花草的地底升起,先是婀娜地散着步、轻轻抚摸这里每一寸土地上的每一朵小花、每一棵小草。然后,随着升起的阳光向肩并肩耸立的武夷山脉集结而去。它即轻盈又壮观,让你不得不驻足瞭望良久。多少人欣赏过它的美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八十八年前,坑口地区经过徐福元等革命者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展共产党员、扩充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土地革命分田分地,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使身处贫困山区的坑口人民对生活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美好憧憬,生命价值观也开始觉醒。他们怀着使命和敬畏之心投入到对人类新秩序的拓荒,并且为此感到荣耀。


“革命”是天道,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共产党的胜利就是顺应了天道,从时下最劳苦的民众中获取力量。如臧克家所言:他们“人人都渺小,然而当把渺小扩大到极致的时候,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新的英雄。”


1931年1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和分区革命委员会在坑口村成立,革命者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坑口一带。当年二月,国民党对闽北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军事“围剿”,派出大批敌人进攻坑口,烧掉了坑口附近车盆坑、宿军塘等村庄的民房。来不及转移的坑口村民和分区委党政机关人员被敌人集中在一起。起初,是拉出人来逼问“谁是共产党!”不说就用砍刀杀。一刀一颗人头,一刀一条人命,面对生命的不归之路,几百号人宁死不屈,硬是没有一个人指认。后来,敌人把所有抓到的人关进一个大院,逼着每一个人说出自己和亲属的名字,说不出的格杀勿论。大屠杀进行了一整天,三百多具尸体堆满一座木房。几天后,这座房子轰然倒塌,三百多烈士的骸骨永远埋在了这里。


如果,你好奇那位菜农怎么刨出那么多金戒指?吴华祥书记说,“当时,出来参加革命的人就没在打算回去,她们把贵重的家当都带在身上”。


我问吴书记,“这些烈士的姓名有记载吗?”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外地来到这里牺牲的基本没留下姓名,就像我的曾祖父吴春合从坑口出去参加红军,1933年在建阳黄坑战斗中牺牲,老人家的尸体也没找到。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据不完全统计,在苏维埃时期,坑口原有3900多人口,到解放时,被杀死、饿死2900余人。原有66个自然村被烧毁57个,原有4345间房屋被烧毁3655间。其中车盆坑村先后被烧七次,使664户成了绝户。


她没有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人们叫她方嫂。方嫂一家是根据地的老“接头户”。方嫂有5个孩子,大的七八岁,小的才一岁多,肚子里还怀着八个月的身孕。1937年5月,方嫂的丈夫为红军买好东西,正打算给山上的游击队送去,不料被敌人发现。夫妻俩被押到县城监狱,敌人逼他们招出村里的共产党员。方嫂夫妻虽然都不是党员,但他们知道谁是,却不肯说出。方嫂的丈夫被敌人活活打死。为了撬开方嫂的嘴,方嫂受的酷刑,一次比一次厉害。他们把方嫂绑成十字形,毒打、逼供。她的手腕被打断,肚子里的孩子流产下来。一天,方嫂又被叫去审讯。她走进审讯室看到的却是日思夜想的五个孩子,天真的孩子们喜悦地笑着叫着扑向妈妈。敌人把孩子一个个从方嫂的怀里拉过去,五把刺刀架在五个孩子稚嫩的脖子上,指着孩子们威胁方嫂,“不说出共产党的名字,就杀掉你的孩子!”


看着刺刀下哭喊颤抖的孩子,作为母亲的方嫂,心岂止是碎了。此时,她只求一死,用自己的命换孩子们的命。


敌人把最小的孩子用刺刀挑起,逼迫方嫂交供。方嫂知道只要自己开口就不知有多少革命干部、多少个家庭要惨遭杀害。敌人见方嫂不肯开口就活活剖开了幼儿的胸膛。一口鲜血从方嫂口里喷出,她终于开口了,那是怒吼,穿越监狱,刺破苍穹的怒吼,惊天地,泣鬼神……


又一个孩子被拉出来,方嫂还是不招供,只是撕心裂肺地吼叫……


气急败坏的刽子手们,竟然把方嫂的孩子一个又一个,全部剖腹杀害。


在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我看着一件件带着历史痕迹的革命文物,听着讲解员饱含激情的讲述,心里充满对这块红色土地的敬意。参观完毕,我又返回头,再一次走到介绍“打响闽北武装革命第一枪”的展区。我要记住那些根据地开创者的名字,从他们的照片或画像上感觉那些高贵生命的温度。徐履峻、陈昭礼、杨峻德、黄道、陈耿、徐福元……一张张年轻、英俊的脸庞从我面前走过,这些朝气蓬勃的革命先驱者,没有一个享受到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的生命早早定格在二三十岁的年纪。他们有的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有的被敌人残忍杀害。但,令我困惑的是,陈耿、徐福元等一批为数不少的革命开创者,却死于共产党内部肃反中的“错杀”。


可是,他们何罪有之?敌人花几千大洋买不来的人头,却被“自己人”砍了。


这就是革命。


在革命的征途上,生命弥足珍贵。因为斗争是人与人生命质量的肉搏,“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赋诗曰。


在革命的征途上,生命平凡铺张。“一场革命,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徐向前元帅的夫人程训宣也在肃反中被杀,他在回忆录中如是说。


而我想说的是,历史发生的一切已经做出回答,迟到的只是提问的时机。(冉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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