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生与大山结缘，在尤溪一出生就留下“文山”“公山”的美谈；少年时在五夫从学刘子翚，在屏山之下度过数十个春秋；中年时，又在建阳寒泉坞、云谷山结庐讲学。正应了他所写“琴书数十年，几作山中客”的诗句。应该说，在诸多客居大山的机缘中，武夷山在朱子的生平中显得尤为重要。

缚屋结茅 客居山中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弹劾唐仲友受挫，次年正月怅然回归武夷。在武夷山五曲建书院，四月落成，名为武夷精舍，由此开启了长达八年的山居岁月。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舟行过此，已有卜筑之意。十三年后，这一愿望方得以实现。然而，其规模，其地，不过区区半亩；其屋，不过是草茅三间而已，故可在两三个月之内完工。

由于朱熹拒绝了各方襄助，而仅以微薄的祠官之俸自营，故其资金明显不足。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朱熹“躬画其处”，即自己设计：“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这是根据地形地势的不同特点设计建造适合的建筑物。又率及门弟子“诛除茅草”，得地数亩，“具畚锸，集瓦木，相率成之”。此又从清理地基，筹集工具和建筑材料，到最后建房搭屋，均由门生弟子挥洒汗水，自力更生来完成。朱熹对此有“视所缚屋三间，制度殊草草”的描述。一个“缚”字，写出了山中草堂和茅庵，用毛竹、藤条捆扎而成的神韵，也道出了资金短缺的窘迫。以故，朱熹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武夷结茅虽就，然亦苦此。觉得却是朋友直来相访，只就书院中寝食，则都无外面闲人相扰也。”由此可见，朱熹缚屋结茅，客居山中，为避“外面闲人相扰”，以便专心致志做学问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今人描述武夷精舍，大多喜引用董天工的《武夷山志》，称其为“武夷之巨观”。实际上，这个“武夷之巨观”是在朱熹身后的几百年间，不断重修重建才出现的，与朱熹在世时其实没什么关系。

学友云集 学术活跃

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的序文中描述了精舍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结合现存遗址来看，武夷精舍的原始格局大致为：隐屏峰下，两麓相拥之中，有居屋三间，名为“仁智堂”；堂左有“隐求室”，为朱熹居室；右有“止宿寮”，供奉迎亲友之用。山麓之外累石为门，称“石门坞”，坞内为生徒群居之所，称“观善斋”。另有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等建筑。书院建成之时，四方学友士人云集，著名诗家词家陆游、辛弃疾、杨万里、袁枢等均有诗以纪之。

精舍建成，南方各省的学子纷纷负笈前来从学，一批朱熹学派的中坚人物都聚集在武夷山下。朱熹为门人宿所“观善斋”题诗说：

负笈何方来？今朝此同席。

日用无余功，相看俱努力。

其从学门人之盛，据朱熹挚友、诗人陆游为朱子门人方仕繇撰写的《方伯谟墓志铭》一文中，有“朱公之徒数百千人”的说法。朱熹本人则说“四方士友来者亦甚众”。从淳熙十年到绍熙元年（1183年—1190年）朱熹赴漳州任前的八年中，他主要在此聚徒讲学和从事学术活动。这里成了朱熹学派的学者们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一时期，前来问道求学的门人弟子众多，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迅速壮大、学术活动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也是朱熹的学术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朱熹在此写成了《易学启蒙》《诗集传》《周易本义》《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楚辞协韵》《孝经刊误》《小学》和《中庸辑略》等一大批论著。武夷精舍的学术和教育实践，促成了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后人评价朱熹武夷精舍在历史上的作用，有“达则立功，开一世之理；穷则立言，觉万代之聋聩”，可谓言简意赅。

教学刻书 “武夷巨观”

那么，在这所著名的私办书院中，朱熹是如何开展教学活动的呢？

一是沿用《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在淳熙七年（1180年）在任南康知军，兴复白鹿洞书院时所制定。该学规体现了书院教学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又明确了为学之序和修身、处事、接物之要。故在武夷精舍教学中，朱熹仍将其作为精舍诸生从学的规则。

二是指导学生承担部分研究课题。指导学生承担部分研究课题，是朱熹在书院讲学中一贯坚持使用的教学方法之一。在武夷精舍，朱熹又将此方法继续推行至其教学实践中。如门人黄榦，曾协助朱熹编辑和修改《小学》一书。通过编纂教材这一环节提高其从学门人的研究和判断能力。

又如《易学启蒙》一书，成书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三月，是朱熹为纠正当时学者受现行《周易》文本的影响，而产生“缘文生义，穿凿破碎”之弊而撰。此书之写作，由门人蔡元定协助完成。朱熹在书中，吸收了蔡元定的某些观点和部分研究成果。

三是编刻图书、发布学术成果。朱熹在五夫家居，及建阳寒泉、云谷讲学时期，就有过编纂和刊刻图书的经历。武夷精舍讲学时期，朱熹继续发扬书院刻书的传统，将其编著以及友人的著作刊行于世。如淳熙十一年（1184年），将友人吕祖谦遗作《大事记》刊刻出版。同年，编纂亡友张栻的《南轩集》四十卷，并为之刊版印行。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易学启蒙》成书，由其门人蔡渊刊刻于建阳。淳熙十三年（1186年）成书的《诗集传》二十卷，次年由蔡元定刊刻于建阳后山，版本学上称为“后山本”，淳熙十四年（1187年）编成《小学》六卷，仍由蔡元定刊行于建阳，封面题“武夷精舍小学之书”。这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使用封面的图书。

朱熹去世后，其子朱在、孙朱鉴曾加以扩建，宋末又历经淳祐四年（1244年）、景定二年（1261年）和咸淳四年（1268年）三次重修和扩建。咸淳四年（1268年）十月由宋度宗御书赐额，改名为武夷书院，并设山长一员，徽州休宁人氏程若庸任其职，武夷书院从此成为官学。由官府拨给公田，以赡养学者。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在建宁路通判母逢辰的主持下，武夷书院有过一次大修。熊禾那一篇著名的《重建武夷书院疏》“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年，道未有如文公之尊”，就写于这一次大修之后。今武夷山四曲留存的摩崖石刻“至元庚寅之春，剑南母逢辰修创书院。董役者赵必社、安天民、熊禾、詹光祖。彭文甫书”，也是这次大修之后所留下的历史记录。

元末，武夷书院毁于兵火。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朱熹八世孙朱洵、朱澍加以重建，增建朱文公祠，主祀朱熹，并以黄榦、蔡元定、刘爚、真德秀配祀。此为“朱门四配”，沿用的是元至元间建阳考亭书院的规制。正德十三年（1518年），巡按御史周鵷清、军御史周震及佥事肖乾元协力策划，命县令王和重修，辟地百余丈，绕以围垣。前竖牌坊，匾刻“武夷书院”。沿着牌坊稍进有楼五楹，名叫高明楼，正中大堂也有楼五楹，两庑各六间。全部构筑轩雅宏丽，并曾置田百亩作为祀事及修缮费用，旁边又建屋数间，择朱子后裔一人，在此负责管理。明万历年间，少司马陈省寓居武夷云窝时也曾修缮过武夷书院。

清顺治以后，书院又历经几次重修。康熙二十六（1687年），康熙皇帝御笔“学达性天”匾额。清康熙五十六（1717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捐俸倡修。至此，董天工所说的“武夷之巨观”基本成型。（方彦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