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元年六月（1165年），36岁的朱子在崇安家中泣读魏掞之《戊午谠议》，含泪写下了《戊午谠议序》，序中写道：“今南北再欢，中外无事，迂愚左见所谓万世必报之仇者，固已无所复发其口矣。窃伏田间，不胜愤叹，因读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谠议》，为之慨然流涕，盖伤其礼祸殃自此也……”。

魏掞之（1116－1173年），字子实，招贤里（今建阳区徐市镇）人，与朱子同窗兼好友。他把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朝臣关于和议的奏议稿及胡铨、张阐等抗金名将的主战言论，编成《戊午谠议》一书。他在书中主张反对议和，揭批秦桧投降卖国，提出坚持抗金，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爱国观点。

绍兴初年，宋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军民奋力抗敌，曾多次大败金军。当时秦桧主政，与高宗赵构狼狈为奸，一意屈膝求和，苟且偷安。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高宗还下诏说：“是以断以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耶！”（《续资治通鉴》卷131）。故此，魏掞之在书中不能直斥其非，于是他便把矛头对准秦桧。

孝宗隆兴北伐失利后，隆兴二年十二月（1164年），又与金国订立隆兴议和，它是继绍兴议和之后第二个屈辱和约。宋室仍需年年进贡金国，对此，朱子痛心万分。

次年，朱子读《戊午谠议》一书后对魏掞之主战不和的立场观点，十分赞赏。他在《戊午谠议序》说道：“所谓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军万姓之为多耶？”若以人数多寡定胜负，那么士大夫中赞同议和的人虽多，又怎么比得上六军和万民的人数多呢！朱子看到人心向背及人民的力量。

接着，朱子对秦桧投降派展开了凌厉的诛心之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在《戊午谠议序》写道。

他还在《戊午谠议序》中进一步重申复仇的正当性：“然则其有君父不幸而罹于横逆之故，则夫为臣子者所以痛愤怨疾而求为之必报其仇者，其志岂有穷哉！故记《礼》者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不与共天下也。’而为之说者曰，复仇者可尽五世，则又以明夫虽不当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则犹在乎必报之域也……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者，盖有在矣。”

朱子虽把矛头对准秦桧，但批判锋芒也指向赵构。朱子通过作《戊午谠议序》把议和之弊病说得剀切明晰。指出，一味求和，不但恢复之机会全失，且维持苟安局面的主动权也不在我手，而在敌手，我方只有听天由命。对于立国持政者，这当然是最大的失策。

朱子在与友人交往中不忘宣扬反对议和。在《答李季章书》曰：“诸公争和议时，先人与胡德辉、范伯达诸公同入文字，皆史院同僚也。常时此一宗议论，不知有无登载？魏元履所集《戊午谠议》一书其详，亦尝见之否耶？如馆中未有，得行下建宁抄录上送，亦一事也。”（《丹棱县志》）其言辞恳切，但反议和的决心不改。

与朱子站在同一战线的“东南三贤”张栻，为《戊午谠议》作《跋》：“自古为国必有大纲复讐之义今日之大纲也要不当论其利害之所存独念……乾道庚寅始得吾友魏元履所编谠议三叹之余附书于末”（《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三十四》宋张拭撰题跋），坚决支持朱子与魏元履等抗金义士之举。

孝宗年间，朱子为抗金大计拜会张俊，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他建议：分兵进攻关陕、淮北等地，吸引金兵主力；然后密选精兵数万，直捣山东；同时号召中原豪杰响应宋兵……

由于宰相主和，乾道元年四月，朱熹看到无法实现自己的安邦定国政治抱负，就请求辞职，在回乡之前，他再次猛烈抨击议和。到了家乡五夫写下了《戊午谠议序》一文。

在整个南宋的反对投降卖国的政论文中，《戊午谠议序》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是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名垂竹帛，不可磨灭。（魏常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