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中原之梦碎于临终。他对门人说：“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哀莫大于心死，何况愤怒其中。

去世前一年，朱子和朋友诗曰：

阑干苜蓿久空槃，未觉清羸带眼宽。

老去光华奸党籍，向来羞辱侍臣冠。

极知此道无终否，且喜闲身得暂安。

汉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岁又涒滩。

全诗的大意为：久空的食盘散乱着可作饲料的苜蓿，不知不觉因为清瘦腰带扣眼越扣越宽。老去很荣幸列入“奸党”之册，一向自感玷污了君王侍讲的尊严。我很知道命运轮回否极泰来，高兴的是终于能闲下身来得到暂时的平安。大宋王朝中兴之日谁能料到？明年太岁在申又逢涒滩年了，我还是闭嘴为好。

与此诗同题同韵的还有一首，俱是答复朋友庆贺自己退休。1196年，朱子陷入“庆元党禁”案中，被朝廷免职停禄。朝中有人甚至要求：“斩朱熹以绝伪学。”1198年，朱子冒着罪加一等的危险，申报退休。次年朝廷竟批准他以朝奉大夫致仕。

诗中，朱子的心情极为复杂。准予退休，意味着生命暂保；同时宣告仕途终结，报国无门。有人说：“老列奸党藉，而曰‘光华’，向戴侍臣冠，而曰‘羞辱’，身既不用，而翻幸‘暂安’，时知否极，而尚冀或转。计出无聊，字字悲壮。”束景南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他把自己白发放臣对南宋山河破碎、国运将亡的全部忧愤，对新贵欺君、陷害忠良的全部仇恨，对道学不明、党锢横行的全部哀怨，都凝结在诗末最后两句。”

诗人复杂的情感还在所附之言：“建隆庚申距今已未，二百四十年矣！尝记十岁时，先君慨然顾语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叹息久之。铭佩先训，于今甲子又复一周，而衰疾零落，终无以少塞臣子之责。因和此诗，并记其语，以示儿辈，为之肃然感涕云。”所列的数字是沉重的，其中240年是汉代预言家说“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之意，王莽正是以此篡汉建新。朱子感叹南宋国运衰弱还有多久？“示之儿辈”，大有陆放翁“家祭无忘”的意思。

从诗的后记中还可以知道，朱子自幼便有了抗金思想。那年反对“绍兴和议”的胡铨遭到“昭州编管，永不叙用”的迫害，朱子父亲朱松等六名史馆馆员联名上书，反对议和，力主抗金。但是皇帝赵构和秦桧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乞和。这一年正是大宋开国180周年。朱松散朝后对朱子感叹宋太祖打下的江山，被醉生梦死的败家子们糟蹋得破碎不堪了。父亲“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的叹息，在朱子的心中留下终身难忘的创痛，以致六十年后还记忆犹新。如果说朝廷见闻让朱子获得抗金复国的感性认识，那么父亲和老师们的教育则饱含尊王攘夷，“大一统”的理性启迪。朱松为儿子讲解了刘秀以三千精兵击破王寻包围昆阳的四十二万大军，从而中兴汉室的故事，并手书苏东坡的《昆阳赋》，几乎影响了朱子的一生。他把父亲的墨宝一直珍藏到老。晚年捧看题跋时“为之泫然流涕，不能自己。”朱子的老师们几乎个个主战抗金。刘子翚先生一家三代四人以“三忠一文”载入史册。将岳飞从一位佃客培养为抗金名将的，正是其父忠显公刘韐和其兄忠定公刘子羽。胡宪先生师从叔父胡安国。后者三十年修一部《春秋传》。朱子曾言，“南渡之后，说复仇者，惟胡氏父子说得无病。”范如圭先生则是与朱松一起上书一起被逐出朝廷；至于导师李侗先生虽然终身不仕，温文尔雅，却“反复教诏”力主抗金。朱子在给他人信中言及，“顷见先生（李侗），亦常常说今日但当将‘不共戴天’四字贴在额头上，不知有其他是第一义。”悠悠万事，抗金唯大。朱子生生念念复我中原。其政治活动从未离开这一主题。他对“议和”痛恨之极。1162年6月，首次应诏上《封事》提出了最为激烈的反“和”主张。他说：“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所谓讲和者有百害无一利，何苦而为之？”“此说不罢，则天下之事无一可成之理。”1163年5月，奏事垂拱殿，朱子再次向皇帝提出，“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1180年4月，上《庚子应诏封事》，朱子批评宋孝宗，“欲治军，则军政日紊；欲恢复土宇，则未能向北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报雪仇耻，则未能系单于之颈而饮月氏之头也。”1188年8月，上《戍申封事》，朱子又提出六项急务之策，并以生命作保，说如果能够按照其计行事，“中原不复，仇虏不灭，则臣请伏鈇钺之诛以谢陛下。”朱子始终认为南宋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讲和”。“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赵构、秦桧的“绍兴和议”与赵构、赵眘父子的“隆兴和议”，成了南宋史上最屈辱、最丑恶、最让人仰天长叹的两大事件。朱子在给吏部侍郎陈俊卿的信中写道：“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咈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帮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苟逭目前宵旰之忧，而养成异日宴然之毒者，亦讲和之说也。”

面对山河破碎，屡战屡败的南宋，朱子深感：“终无以少塞臣子之责，”“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一介书生，无职无权，且“衰病零落”，手无屠龙之技，不能横刀立马阵前。“借箸思人杰，催锋属少年。”1163年，朱子入朝上下奔走两个多月，推动抗金未见成效，好友韩元吉称他此行“诋诃百事推圣学，请复国仇施一怒。”朝廷却给他开了个玩笑，让他担任武博士一职，但要待次四年。武学博士之职是“以兵书、弓马、武艺诱诲学者。”这绝不是用朱子之所长，而是要他离朝闭嘴。然而朱子并不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如他自谦的“腐儒”，而是善于经世致用的干才，包括对军事上的研究。他曾向朝廷提出恢复中原的战略：“表里江淮，合战守之计以为一，使守固而有以战，战胜而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持以岁月，以必复中原，必灭胡虏为期而后矣。”他还向抗金元帅张俊进献了分兵进取中原大计：金兵进击江南目前只沿淮河岸边布置兵防，我朝完全可以避实就虚，分军进击。一部分将士挺进关、陕，金兵肯定奔防关、陕，我朝又分一路军马到西京，又分军马往淮北，金兵也会随之拥兵防御；至于其他地方，金兵就虚弱了。我朝再沿海道乘海而上，金兵又不得不分拔兵力用于海防。我们再拣出几万的精锐之师，乘他们兵分之计，由海上直入山东。只要占据山东，金兵就被拦腰截断。此时，策划沦陷区的豪杰，让他们呼应起来，则大事可成。好一盘规划严整，思路清晰的战略棋局。只可惜朝廷“和议已决，邪说横流，非一苇可抗。”

与朱子满腔救国热情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朝廷不予待见。他一生奉祠13次，历时23年，无官无职15年。所谓祠官是有官之名而无实职，住处听便，俸禄减半。陆游曾叹曰：“祠官冷于冰。”与被授“武博士”一样难堪的是，1187年朝廷差他主管南京鸿庆宫。当命令送来，朱子不禁百感交集，涕泪横流，口占绝句一首：

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

北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南京鸿庆宫坐落在河南商丘，为宋朝祖庙，供奉宋太祖、太宗。主管宫事的人员，不是皇帝贵族、老臣，就是学识渊博、道德高尚之人。宋徽宗的堂兄弟赵令黎、宰相范纯礼、书法家米芾、词人周邦彦、博士游酢，均担任过此宫提举。按理一再自请奉祠的朱子，再加一个闲职也无大碍。问题在于此时南京（商丘）早被金人占领，沦于烟尘和腥膻之中。北望宫祠空有谱牒和门人引导，何日才能前往祖庙拜谒大宋的列祖列宗呢？从这年开始直到1196年落职罢祠，朱子共四次主管无法前往到职的南京鸿庆宫。偌大的南宋官场已容不下他瘦削的身影，他怎么不悲从中来？

朱子的抗金思想不是心血来潮般的冲动，而是成系统的深思熟虑。他不是就军事谈军事，在《戊午谠议序》和《戊申封事》中，对南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几乎作了全面的总结分析，历数朝野上下种种痼疾，提出了相应解决的方案。他认为将败在千里之外而根却在庙堂之上。首先皇帝要正心诚意推行儒家圣学这一天下大本。他提出的“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等六大急务，不蒂是拯救南宋“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的“大承气汤”。他是坚定的主战者，又是作战派中的清醒者。他权衡战事后期宋金力量对比，认为光复中兴的大好时机已被两次“和议”丧失殆尽，因此，审时度势地提出正本修政，裕民持守数十年后再向北用兵。这与其好友抗金名将辛弃疾的观点几乎一致。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他既坚定地反对“议和”的“投降论”，也理智地反对不切实际没有准备的“速胜论”，他说的是“论持久战”。

朱子的天理史观，决定了把收复中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他的诗里北望“朝真”，其实是临安帝宫中的当朝皇帝。身陷“庆元党禁”案中，他最大的痛苦是报国无门。他给友人的信中哀叹：“阴邪表里，欺天罔人。方此之时，不能昂首一鸣，以期开悟，而德为蓄缩自全之计，永负臣子之责矣，奈何、奈何！”既然道学成了禁区，忠言无处逆耳，只能将全部身心付诸诗文。”履薄临深谅几无，且将余日付残编。”长啸短吟，著书立说，企望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朱子诗文研究和探索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恢复起来，构成了他晚年精神上的上下求索最为光彩的地方。当然文里诗外有其良苦用心，他借“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之文写作了《韩文考异》，巧妙地宣扬理学的宗旨：就是给自己邻居“聚星”亭子画像题赞，也不忘联想到东汉党锢中陈寔“我不就狱，众无所恃”故事，告诫世人“课忠责孝”，“死国承家”，对当朝乱世进行堂吉诃德式的抗争。至于生命最后研究屈原的作品，撰写《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和《楚辞音考》更是寓意深长。他把屈原作为“忠君爱国”的异代知己，当作“道学”精神的化身。“不甘强借三峰面，且为灵均作杜蘅”，无意中在儒宗的地位上又成就了自己文宗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南宋的大限已到，自己的生命所剩无多，他要给子孙后人留下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不死的爱国精神。（张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