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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潘迪渊，江西余干人，在当地交警队做一名普通的辅警，过着最平常的日子。但每年这个时候，他都要踏上一段可能将延续他一生的路——去福建武夷山，去一个叫张山头的小村庄。 “爷爷在张山头90多年没回家，我每次去武夷山都要带点家乡特产给爷爷。”潘迪渊说。 他口中的爷爷，是烈士潘骥。 潘骥，江西余干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七年的戎马生涯中，潘骥只回过一次家，以至于潘家甚至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物件，也正因如此，潘迪渊和父亲共同找了他几十年。
潘氏家谱中对潘骥生平的记载 潘迪渊的父亲潘嘉馥认为，父亲是跟随方志敏的，只要是方志敏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都应该会有父亲的消息。于是，这些年潘嘉馥一路到过南昌，景德镇，乐平，弋阳，玉山……但都没有结果，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 潘迪渊的父亲临终前，留下一句话：“一定要找到你爷爷，让他落叶归根。” 两代人的寻找，最终在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书中有一段简短记述：“团长潘骥同志（他是余干人，他训练队伍很好，作战也勇敢。）就在攻土屋时，被敌弹打破了全个嘴巴，抬回来待了三天就牺牲了。”寥寥数语，让潘迪渊因此得知：潘骥已于1931年牺牲在闽北的战场上，也就是今天的福建武夷山市张山头村。
福建省武夷山市张山头村 潘迪渊找到了爷爷，他就安睡在张山头的竹林深处；可潘迪渊却也还在寻找爷爷，因为张山头，埋葬着一千多名无名烈士……2018年12月26日，当潘迪渊第一次走进张山头，漫山遍野的无名墓冢，每一座都没有墓碑，没有姓名，只有三块青砖，那便是一千余名红军烈士的长眠之处。他们是谁？他们又经历了些什么？哪一座又埋葬着他的爷爷？
张山头无名烈士墓 时间回到90多年前，张山头这个本不起眼的村庄，藏着光荣又悲壮的往事。 1928年上梅暴动后，张山头成为革命大后方，设立红军医院收治伤员，1931年改建为闽北红军中医院。从1928年10月至1935年1月，张山头红军中医院存续7年多，是闽北苏区建院时间最早、存续时间最长、建制规格最高的红军医院。当年，潘迪渊的爷爷潘骥就是在张山头红军中医院养伤。
张山头红军中医院旧址 但随着崇安苏区形势紧张，红军医疗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伤员的死亡率较高，牺牲的重伤病员只能简单就近掩埋，未留姓名，便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红军墓葬群。 “潘迪渊能找到他爷爷，是很幸运的，其实这里大多数的烈士，他们的家人都无法得知他们牺牲在何处。”武夷山市红色文化巾帼志愿宣讲团团长张珍秀说道。在多年往返于江西和福建的过程中，潘迪渊遇到了许多同样在“追寻”的人，张珍秀就是其中一位。张珍秀的爷爷同样因为参加革命，再也没有回来。“作为烈士的后代，我内心一直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他们也许没有牺牲，他们只是走得太远了，找不到回家的路。只要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就活着。” 也正因为如此，张珍秀自小受红色文化熏陶，自1996年5月承担“大安革命历史陈列室”讲解任务起，义务宣传武夷山革命史近30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的先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光荣地完成了他们使命，那么，将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潘迪渊寻找爷爷，也是在完成他的使命。”张珍秀说道。
潘迪渊和张珍秀 历史的褶皱里，藏着太多这样的遗憾。而像张珍秀、潘迪渊这样的人，正是在一点一点地，把这些褶皱抚平。“我不能确定哪一个是我爷爷。”潘迪渊说：“但我已经把这些曾经跟我爷爷一起出生入死的无名烈士们，当成了我自己的爷爷。” 那年，你们守护山河；今日，换我们来守护你们。 如今，张山头红军烈士墓群已被政府系统保护。每一座墓都有一个编号，一根红飘带，他们共同站成了一座永恒的军阵，静静守望着这岁月静好。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福建省总队南平支队也积极参与张山头红军墓群保护工作，用他们的青春与忠诚静静守护着先辈们的“家”。 “我们定期组织官兵认真清理墓区周边的杂草、枯枝，修缮破损的墓冢，为每一座以青砖为记的无名烈士墓系上崭新的红飘带。”武警南平支队警官蔡建烨说道。“每一次前来，都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担当、什么是奉献。”这是警士郭石粼的心声，亦是所有武警官兵的心声。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福建省总队南平支队的武警官兵为无名烈士墓更换红飘带 而潘迪渊也加入了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者队伍，他想帮张山头的无名英烈们“找到回家的路”。自2018年投身这项工作以来，他已成功助力20多位烈士与后代团聚，只是这些英烈，并非长眠于张山头。潘迪渊说：“虽然带他们回家的路很艰难，很漫长，但我还是要走下去，这条寻找和祭奠的路，我会走一辈子。” 今年清明，潘迪渊带了一张爷爷的画像，它是由潘迪渊和父亲潘嘉馥的容貌模拟而成，素未谋面的爷爷此刻仿佛就站在他的面前。那勇毅的眼神，那青春的模样，何尝不是所有烈士的模样。
潘骥画像 一捧鲜花，三碗余干特产，一张画像。张山头的红军墓前，潘迪渊为自己的爷爷，和一千多位无名烈士寄去绵长思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