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九月，福建北部的崇安(今武夷山市）、浦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秋收暴动。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各地武装起义的一部分，是党独立自主领导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一个壮举。它直接在闽赣边创建了闽北红军和闽北革命根据地，拉开了轰轰烈烈的闽北土地革命的序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一部分基础。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对这次暴动以及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问题，一直很少为史学家顾及，见之于专著、教科书的，或未有提及，或论而不确。因此，对这一历史事件做一番探讨和说明，是有必要的。一 崇安浦城位于武夷山脉北段，与浙赣两省交界。这里山峦起伏、雄峰丛峙，山高谷深，地势险要，古称“八闽屏障”。有着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 在帝国主义的严重掠夺、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封建军阀的横征暴敛之下，闽北山区经济很不发达，文化十分落后，人民极端贫困，愈益陷于苦难的深渊。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吸尽了贫苦百姓的鲜血。据统计，闽北农民负担的地租往往是三七交租或二八交租，高利贷是年加二利或三利，五花八门的捐税项目近百种。崇安在民国初年就预征到民国二十八年的田赋。加上各路军阀滥发钞票，强摊军饷，仅一九二二年军阀许崇智经过闽北，在崇安即掠去大洋十万元，弄得民穷财尽，苦不堪言。闽北人民难以忍受饥寒交迫之苦，多次举行自发斗争，终因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先后失败。 一九二七年七月，受党中央委派，回福建重建在福州“四·三”反革命政变中被破坏的党组织的陈昭礼（陈豪人）和徐履峻同志，一路辗转周折，从武汉来到崇安，联络了因反动派追捕潜回的董涵球、袁至纯等几位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 闽北临委和崇安特支成立后，立即着手恢复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被国民党破坏的崇安县农民协会。党根据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首先开展抗捐抗税斗争，并集中力量打击心毒手狠、欺压百姓最甚的崇安四大家族之一的万钟祺。党以万钟祺指使爪牙多次偷盗农民耕牛的事实作为导火线，在脱离南昌起义的蔡廷锴十一军第十师过境时，发动各乡农协会员二千多人进城，在崇安县城举行大会。徐履峻同志在会上揭发了万钟祺勾结官府，收罗爪牙，逼捐逼税，压榨百姓的罪恶事实，号召群众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的群众冲向万钟祺巢穴，捣毁了他的住宅。这是崇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革命斗争行动，它虽然在反动派镇压下失败了，但这次斗争狠狠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威风，提高了农会的威信，在崇安以及附近的建阳、浦城扩大了党的影响，推动了群众抗捐抗税斗争。此后，许多捐棍都不敢单独下乡收捐收税了。 在组织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中，党的力量也逐步增长。党先后在兴田、枫坡、枫林、南岸、大埠头办了六所农民夜校，培养训练了几百个农运积极分子。陈耿、徐福元等先进知识分子、农运领袖觉悟日益提高，先后加入了党的组织，壮大了革命力量。一九二八年一月，崇安特支发展为崇安县委，省委候补委员徐履峻兼任崇安县委书记。这时，闽北党组织已发展到崇安各地和浦城的西部地区。革命的火种燃遍武夷山麓的百里乡村。二 在党的领导下，各地的农民协会普遍地建立起来，在乡村拥有相当威信。抗捐抗税斗争也广泛有效地开展起来。二八年三月，崇安县城“腊烛会”，党迅速组织崇安各乡和浦城西部岱后、枫溪等地农会会员准备进城举行武装示威，当队伍行至半路，徐履峻、陈耿得知县城敌人已经做好武装镇压准备，立即组织队伍撤回乡村，避免损失。第二天，反动当局即以“阴谋暴乱”的罪名，宣布农民协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并派出反动军警四处搜捕党和农会领导人。农民革命又一次受到强力的压制。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在闽南闽北布置一个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四月，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昭礼秘密来到崇安，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介绍了毛泽东同志领导湘赣边界暴动，并将队伍带上井冈山的情况，传达了党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委“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方针，要求闽北党积极组织农民暴动，配合闽西以及全国的斗争。徐履峻、陈耿、徐福元等同志立即着手组织暴动。各乡农民协会改变为“民众会”，在原来组织抗捐抗税的基础上，加上抗租、抗债、抗粮的“五抗”斗争。 在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中，为了购置武器，觉悟了的农民群众纷纷雉铜铁器皿，出卖猪羊鸡鸭，凑钱购买土枪土炮和火药，并以“防土匪”为名，秘密开展练武活动。与此同时，民众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崇安东西、北乡近百个村庄，浦城西乡二十多个村庄的农民都在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这时，来崇安的赣东北采茶工人传来方志敏、黄道、邵式平领导弋横起义的消息，更加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农民起义的时机，日臻成熟。 七月间，徐履峻到以上梅为中心的下屯、荷墩等地检查暴动的准备工作。发现这里土地更为集中，农民群众除了受地主残酷剥削，还遭受与地主军阀密切勾结的日本买办牛焕书的欺压。山林被砍，庄稼被毁，农民愤怒情绪到了极处。党决定加强上梅工作，准备以上梅为中心，首先发动暴动。徐履峻在农民群众中深入活动，唤起农民群众的斗争觉悟，扩大发展民众会组织，秘密筹备武器。 经过严密的准备，九月二十八日，正值农历中秋节，上梅墟期，徐履峻北率二十多名武装农民，冲进上梅牛焕书松木厂办事处，捉拿了松木厂经理、无恶不作的劣绅陈光盛，砸烂了松木厂办事处。 崇浦暴动的序幕拉开了！十月一日，党在上梅召开东路民众代表大会，三、四千名举着红旗，扛着土枪土炮、梭标、链叉的暴动队员，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会上，徐履峻宣布暴动纲领，号召“工农群众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平田废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次大会成立了“民众局”，为暴动的最高权力机关。 几天之内，农民暴动风潮迅速波及崇浦大地。陈耿、安少亮率北路暴动农民，徐福元、吴永明率西路暴动农民，左诗赞、王德友率浦西暴动农民在纵横百里的暴动区内纷纷揭竿而起，声势浩大。伪警所被砸烂，恶霸捐棍被捉拿，农民们分浮财毁债单烧地契，猛烈冲击着农村封建统治机器。土豪劣绅第一次在农民革命权威面前低下了头，暴动区附近的，闻风而逃。 十月十日，左诗赞集中崇安岭根、麻坜，浦城岱后、池家、花家、枫溪一带民众会员一千多人，乘夜突袭山下村反动民团，缴枪十支，获得全胜。这是闽北革命武装第一次有了快枪。 崇浦农民暴动，极大地震惊了闽北反动统治政权。侥幸逃脱的豪绅们，纷纷以巨款运动军阀卢兴邦匪部。十月，敌卢兴邦一个团和驻浦城吴鼎元部配合崇浦地方反动武装近千人分四路围攻暴动区，企图一举绞杀革命。 在敌人进攻面前，武装起来的农民用土枪、土炮、地雷、老虎箭、飞石、滚木英勇抗击。东路民众会在徐履峻带领下，占据上梅南面隘口，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缴获二十支枪。但终因暴动农民武器低劣，缺少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未能抵御敌人的全面进攻，敌军终于进入崇安北乡的岭根和浦城的池家、花家一带暴动区域。二十多个村庄被焚毁，大批暴动队员和农民群众惨遭杀害。 此时，一些投机分子开始动摇，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也阴谋复辟。北路暴动领导人安少亮为豪绅金钱收买，私自将缉捕的十多名反动豪绅释放。十月三十日，被释放的首阳村联首（保长）杨锡良纠集反动土豪，带领反动军队和民团，抄小路偷袭崇浦暴动总指挥部—民众局。在内外敌人的袭击下，闽北革命领袖、党的主要领导人徐履峻同志英勇牺牲。暴动一时推动了领导中心，出现了混乱状态。三 敌人占据了暴动区后，各路一小部分民众会员在陈耿、徐福元等领导下，转移到附近大山中，开展零散的游击斗争。革命转入了低潮。 这次暴动的失败，除了敌强我弱这一基本原因外，也暴露了其本身的弱点。群众虽已基本发动起来，但组织不够严密；暴动初步胜利后，没有把注意力立即放到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上来，而是侧重解决暂时的经济利益；对反动土豪劣绅心慈手软，镇压不力，对革命队伍内部的妥协背叛行为缺乏警觉；领导者斗争经验不足，在敌人进攻时表现出惊慌失措，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放弃领导，擅自离开暴动区造成因无人领导、群众自散的局面。但是，这次暴动毕竟给闽北人民以极大的影响，使群众认识了自己的力量，认识到自己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党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只有跟着党，才能得到解放，因而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更加仇视反动派，革命的信心更坚定了。 密切注视着闽北革命发展的中共福建省委，获悉崇浦第一次暴动失败，于十一月十七日将暴动失败及徐履峻同志牺牲情况报告党中央，发出了《告崇安同志书》，并排省委候补委员、福州市委书记杨峻德同志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前来指导工作，加强领导力量。 十一月二十八日，党中央对这次暴动失败及今后斗争任务问题给福建省做了重要指示。十二月十五日，闽北党在上海召开代表会议，杨峻德和陈耿总结了第一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对闽北地区革命形势作了分析，决定恢复和发展民众会，组织民众队为暴动骨干力量，继续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再次发动暴动，以完成党中央和福建省委所期望的在闽北创造红色区域的任务。 燕子岩会议后，陈耿、杨峻德、徐福元等人分赴崇浦各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会，并建立起集中脱产的革命武装——民众队。不就，革命形势又复高涨，不仅恢复了崇安各地和浦城西部的党组织和民众会，革命势力还延伸到建阳北部和江西铅上南部，在哪里发展了民众会组织。再次暴动的条件又趋成熟。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崇浦暴动的枪声又打响了，陈耿串臂戴“工农”红袖标的民众队数百人，乘夜色攻打反击豪绅的巢穴——首阳，一举捕获谋杀徐履峻同志的凶手杨守纪及大土豪唐锡贯等二十余人。接着，党又在上海展开一千多暴动农民参加的群众打会。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首先处决杨守纪、唐锡贯祭徐履峻烈士。随即，陈耿宣布“民众局”再度成立，号召崇浦人民为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而继续奋斗。暴动队员们高呼“为徐履峻报仇”、“达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革命万岁”。暴动红旗又在上海上空高高飘扬。 与此同时，北路在杨峻德领导下以岚谷和浦城岱后为中心，西路在徐福元、李纪贵、吴永明领导下的以及吴三地、大安源、坑口为中心，遍及崇安、浦城、建阳北部的石维下、林下，江西铅上南部的桃树坪的广大地区，猛烈地燃起了农民暴动的熊熊烈火。各地暴动农民高举红旗，紧握土枪土炮、梭标、锄头，很快重新扫除了乡村联头、地保的反动同志。民众会成为各级政权机关，发布各种训令，领导群众开展惩办反动豪绅，平田废债运动。 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闽北党决定集中力量，扫除离暴动中心的上海三十里的反动民团团部所在地、东乡重镇——五夫。 二月十三日晚，一千多用土枪土炮武装起来的民众队员，在陈耿、杨峻德率领下，兵分两路，围攻五夫。战斗开始很顺利，陈耿率先攻入五夫。驻守五夫的数百之敌，尽数溃逃。我军由于经验不足，占领五夫后，没有加强警戒，敌卢兴邦匪部从建阳赶到，在五夫溃退之敌配合下，重新反扑。时正遇大雨，起义军火药尽被淋湿，大大丧失抵抗力，最后归于失败。一百五十多人因掩护大军撤退二壮烈牺牲。暴动农民的鲜血染红了五夫东溪。四 农民革命有一次受到惨重的失败、上梅、下梅和五夫一带连续十天半个月都处都听得见暴动农民死难家属的哭声。然而英雄的崇浦人民没有气馁、没有畏缩。一次有一次的失败把他们锻炼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富于斗争精神。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又顽强战斗了。 分布在各乡镇的民众队员，一、二十人为一股，白天分散发动群众，秘密建立党团组织、贫农团和交通站。晚上集中打土豪、筹款、骚扰、袭击敌人。在和卢兴邦匪部的“清乡”斗争中不断扩大活动地盘，逐步建立了以崇安东部的上梅，西部的吴三地，崇浦交界的黄龙岩为中心的三块游击根据地，保存和发展了暴动成果。 在同卢兴邦一个团的兵力周旋一段时间后，闽北党采取甩开正面敌人，跳出外线作战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由陈耿、徐福元、吴永明等同志率领闽北暴动农民武装民众队数百人兵分三路，由桐木关、分水关、温林关越过武夷山，进入江西信江以南铅山、上饶境内的王村、石垅、乌石、车盘、峨嵋板一带，打盐勇、烧警所、捉土豪，发动了铅山石垅等地农民暴动。这样，即使围攻闽北的卢兴邦匪军摸不清农民军行动方向而扑空，又使农民军得以击破敌薄弱环节，在武夷山北麗山点燃了革命烈火，开创了上饶铅山根据地，从而使敌在闽北大规模“清乡”陷于破产。二九年四月，闽北党在上梅下屯村成立“红军局”，遍布武夷山内外的十六支民众队分别改编为各路工农红军。 闽北党在组织发动群众奋力骚扰打击敌人，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白军士兵在我党强大宣传攻势下，携枪逃跑或投奔我军的不断增加。这年十一月间，驻下梅卢兴邦部一个班，江西铅山马励武团一个排先后携枪投奔革命。 三○年一月，由各路红军整编的中国工农红军五十五团，也称闽北独立团，在崇安龙渡肖正式成立，利用福建军阀刘和鼎、卢兴邦混战，闽北反动军事力量空虚之机，对根据地四周的敌军据点进行一次全面的猛烈攻击，迫使敌军退守崇安县城及崇安南乡少数几个据点，大大扩展了红色区域。在红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闽北党在红色区域内建立了二百多个村苏和区苏。五月一日在上梅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崇安县苏维埃政府。选举产生了人民、土地、军事、裁判、经济、财政、文化等七个委员会，制定颁布了土地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先后成立了“赤卫队”、“武装少先队”、以及“童子团”、“反帝大同盟”、“妇女解放委员会”、“互济会”、“雇农工会”等组织。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也在农村迅速展开。此时，闽北红军已拥有二千四百人，五百多支枪，成为工农武装的一支劲旅；闽北苏区也形成以崇安为中心，包括崇安几乎全境，蒲城西部，建阳北部和江西上饶、铅山南部的，拥有约二十万人口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 闽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终于赢得胜利，在闽赣边界建立起又一块革命根据地，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闽北苏区与中央苏区遥相呼应，与赣东北苏区互为犄角之势，形成“不只是敌人包围我们，我们也在反包围着敌人”（邵式平、汪金祥：《闽浙皖赣党史》）的局面。它的产生，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无限的创造精神与牺牲精神。它经过自己痛苦的充满艰辛曲折的斗争历程，逐步摸索出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规律，走出了自己的道路，韦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的革命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马照南 作者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