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史学思想，是伦理道德理论在社会历史方面的运用和贯彻，把评史和论政结合起来，抒说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其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历史哲学。主要内容是：

1、义理指导。

义理，即事情的道理，也是伦理纲常的天理，朱熹作为史学思想的指导原则。他曰：“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大伦理，指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其纲领和核心是“三纲五常”；大机会，指历史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变迁、改朝换代的转折点；大治乱得失，指历史经验教训，要以史为鉴。又曰：“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其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

在义理原则指导下，朱熹提出倡王道仁政、斥霸道暴政的治史标准，以劝善惩恶、明道正义的治史目的，要弘扬德业、当世之用的治史功能，应先经后史、按理据实的治史顺序。总的，朱熹是用理学观点来研究历史，重视史学的鉴戒作用。正如他曰：“考之于经，验之于史，而令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变”。即按照经书义理思想，来了解历史盛衰兴亡原因，吸取立政施教的经验教训，直接为当今之世所用。特别是他抱着强烈的抗金复国的爱国主义情怀，激烈地表达了他的史学思想和主张。

2、明鉴正统。

所谓正统，是指政权的合法性，即传权的正宗系统。朱熹编撰《资治通鉴纲目》，是最全面、系统地反映他“主在正统”的史学思想。他从儒家义理以正北宋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记载了自战国前期至五代末期共1300多年改朝换代的史事）不明正统之失，指出“通鉴”言“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错误的，这是把复兴汉室的蜀汉列为非正统，他在“纲目”中纠正为正统。正统论，是朱熹编著史书的根本纲领。

对于正统，朱熹曰：“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这里提出了正统朝代的两条标准：一是天下统一而不是分裂，一姓统治，一系嫡传的皇权，是符合伦理纲常天理的；二是天下归心而不是反乱，即反对昏君、暴君，主张贤君仁政。这在当时，客观上为统一国家，反对外族入侵，反对地方割据，更革弊政，团结民心，稳定社会，起到一定作用。按照这个标准，对宋以前的历史朝代，朱熹认为：“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6个朝代，其他夏、商、战国、三国、魏、南北朝、五代等都非正统。

朱熹又把正统分为两类：一是正统之始，即建国时未统一，而后才统一；二是正统之余，即建国时已统一，而后不统一。他曰：“太上皇再造区夏，受命中兴……乃深惟天下国家之至计”。太上皇指南宋建国皇帝高宗，把建炎年间登基看作是宋室中兴，将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皇朝，理所当然地列为正统之余，即为正统。这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表明了抗金复国的正义性，反对朝廷乞和苟安，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中兴宋朝。

对于非正统，朱熹又分为以下5种：

无统，正统朝代的分裂割据国；列国，正统所封之诸侯国；建国，起义者自行称王者；篡贼，篡位正统而不及传位者；僭国，乘乱篡位或据一方而传世者。

以上列明是为了鞭笞乱臣贼子，以给世人和后世之戒。

上述表明，朱熹宣扬的正统思想，符合封建社会为加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为后期历朝统治者资治所宝重，“有助于治道，有补于世教”。同时，朱熹史学的正统，也就是大一统思想，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长期统一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宋以后的元、明、清三朝更迭，始终维持着全国统一、完整，国家没有分裂。

3、确立道统。

所谓道统，这里是指儒家思想传承的系统，即传道的正统，也是朱熹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确立的道统，实质是学派道统，是以编著《伊洛渊源录》为标志的。全书首先标明，理学是上继承尧舜禹汤武到孔孟的儒家道统，这个道统是从个人修身养性乃至于治国平天下而不可须臾离开的至宝，是万世不变的至宝，真正体现了天理。

接着，朱熹通过采编各种行状、年谱、墓铭、祭文、奏状等，记载了以周敦颐为开山，二程（即程颢、程颐）、张载以来儒道理学诸君子的言行，共44人，求实直书。他推重周敦颐奠定了理学基础，为理学宗主；彰明二程是天理、心学的创始人；宣扬张载的“气之本体”理论；肯定邵雍的用符号、形象和数字来推测宇宙和人生的象数学。以上“北宋五子”，成为理学开创及传衍的渊源。

随后，朱熹记载了多属于承学二程的南北诸门人。有早年拜师求学的程门“四大弟子”，即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再是，理学南传，杨时传学东南，形成罗从彦、李侗、朱熹等的闽学。卫护程学最力的朝廷大臣胡安国（福建崇安人），传学张拭等，形成湖湘学。与此同时，以二程为主的师承授受，又发展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赣学等。

朱熹明确指出，《伊洛渊源录》是“圣贤之用，义理之正”、“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为后世法”之书，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的一部理学史著作，从而也确立了理学在儒家体系中的正统地位。（林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