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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五辨
2018-02-01 10:25:59  来源:闽北日报  责任编辑:王俊杰  

关于世界级思想家朱熹的评价,可谓冰火两重天。高者,高耸云天;低者,低沉入狱。有人说,朱子屡屡受苦、受冤、受屈,常常被误导、误解、误判,留下了太多的争论和是非。对其中主要存疑问题进行辨析,有助于正确认识朱子文化,弘扬朱子文化。

一、朱子与孔子

很早就有歌谣:“眼珠子,鼻孔子,‘朱子高于孔子’;眉先生,发后生,后生长于先生。”孔子与朱子究竟孰高孰低?是否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惑?

中国儒家传承注重正统。在真儒看来,“儒学只有先秦,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因汉之儒学杂以阴阳之谶纬,已近妖氛。而南北朝隋唐三世,道教兴盛,佛法方炽,真能阐述承继孔孟之道统者,唯有宋儒。”于是北宋“五子”应运而生,最后集大成者则是朱子。

朱子既直承孔孟,又发展了孔孟。他回应了所处时代的价值理想挑战,高扬中华民族人文道德和人格精神的大旗;回应了外来文化和非道统的挑战,辩证扬弃了佛道学说;回应了理论转型的挑战,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他不仅把“六经”变为“四书”,而且将旧儒学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哲学改造,实现了孔孟之道的理论化、系统化和时代化,构架了以“理”为中心囊括自然、社会、人生整体性的、博大的学术思想体系,建立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新儒学。

新儒学形而上地反思人伦存在的价值、文化的生命意蕴和道德的永恒力量。它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是集他之前所有中国文化之大成。陈寅恪先生断言:“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而已。”“一大事因缘”是佛教用语,指的是释迦牟尼的诞生。

大师钱穆先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无独有偶,著名学者、专家蔡尚思教授寓论于诗“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北孔南朱,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并峙的两座高峰。

二、朱子与科技

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提出一个著名难题:“近代伟大科学家为什么不是中国人,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很不幸,朱子生活的时代恰恰是中国科技走向式微。所以很多人把中国思想的禁锢、科技的落后原因归罪于朱子。

事实上,朱子对自然科学的进步有着重要的贡献。首先,他秉承完善“格物致知”认识论,强调及物、穷理、至极。即通过实践求理,反躬以践其实,循环往复,不断积累,才能获得真知和道德圆满。撇开其客观唯心主义成分,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总规律有惊人相似之处。其次,身体力行“格物致知”认识论。他上“格”天文地理,下“格”飞禽走兽,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理性判断:他第一个发现了化石、雪花六边形、悬棺所葬部落酋长的事实;他自制浑天仪,观测星像,得出“东方星云说”的结论,比西方天文学家开普勒早上四五百年;他对周易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那幅阴阳回互相抱的古太极图,极大影响了波尔和莱布尼茨,前者创立了量子互补理论,后者则是电子计算机基础二进位的创立者。

还是那位李约瑟,他在其《科学思想史》上对朱子充分肯定,称朱子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指出:“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美国R.A.尤里达教授讲得更为直接:“现今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

三、天理和人欲

清代思想家戴震十分反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在《孟子字义疏证》抨击朱子截然“分理欲为二,绝人情,灭人欲,是以理杀人”。加上统治者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强调,朱子理学便背负了“吃人”的罪名。“五四”和历次运动都进行了批判。

仿佛朱子知道他的观点会引起世人的争论和误会。他用非常通俗的比喻诠释天理人欲。“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欲富贵而恶贫,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如夏葛冬裘,汤饮饥食,此理所当然。葛必欲精细,食必求饱美,这便是欲。”很明显,朱子提出正常的吃饭穿衣、人间富贵是天理,反之才是人欲。附带说一下,在这方面,朱子完全不同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子。有诗曰:“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这当然是题外之话。

朱子没有把天理和人欲对立二分。相反,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个天理人欲矛盾统一体。“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正应了一句名言:“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在朱子看来,理通过气化育万物,在人为性,行动时变为情。天命之性无善恶,气禀之性就有善恶。但“人性可复”,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主敬涵养”等环节就可以变“气禀之性”为“天理之性”,一句话变恶为善,就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当天理和人欲根本对立时,理所当然应该“存天理灭人欲”,而不能让人欲横流,道德沦丧。还要说明两点:第一,朱子所说“灭”并不是我们现今理解的“消灭”“灭亡”,而是“遏制”“减少”之意;第二,朱子提出的这一要求更多的是对有志于成为君子圣贤的人,对于统治者而言,有如今日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四、可敬与可亲

朱子身前身后遭受人身攻击无数。“庆元党禁”的“十大罪行”《二刻拍案惊奇》中严刑拷问妓女严蕊,民间传说中与狐狸精的恋情等等,千方百计将其污名化。这些言论和描写都与实不符,与理不通,稍懂文史和道理的正直人都不会相信。更多的议论却是朱子可敬不可亲的形象。

朱子不是“伪道学家”,也不是“冬烘先生”。他首先是饮食男女,然后才是圣人君子。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为官、为人、为友和为文。

为官,朱子以民为本,注重教化。他把《左传》中的“视民如伤”作为从政的座右铭。所任之处,呼吁朝廷减免税负,组织赈粜救灾。他创立了“五夫社仓”的做法,确保民众免除饥饿:即设立社仓储粮,青黄不接时,将社仓之粮借给农民,收成时连本带息收回,遇灾年则轻息或免息支持灾民。按现今说法,就是利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立一道社会保障。朱子还十分注重教化,匡正社会风气。他扩充官学,兴办书院。知南康军任上,在旧址上重新修建了白鹿洞书院;知潭州重修了岳麓书院。他还为书院拟定学规、讲义,并亲自为学子授课解惑。他还把新儒学的理论大众化、风俗化和家庭化,撰写《小学》《童蒙须知》《家礼》《家训》和“四本”,朱子文化成为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民众圣经”。

为人,朱子刚正不阿,人格高尚。他嫉恶如仇,对时任台州知州唐仲友利用灾害谋取私利怒不可遏,不顾其与当朝宰相姻亲的关系,“六劾唐仲友”,将其拉下马,自己也落得个辞官返回武夷山。他淡薄官场,朝廷委任实职17次,到任仅6次,一生请辞64次。他曾表白“绝意仕途,以继二程绝学为己任,奋发读书著述,传道授业”,全身心投入中华文化薪火传承。虽然命运多舛,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去世前又遭“庆元党禁”迫害,但他初心始终不改,执着于真理的追求,一生著作等身,文集有26部140卷,字数有800万字。与他有关的书院多达64所。兴建“武夷书院”时,时任福建安抚使赵汝愚责令武夷县令官资助修,朱子却断然拒绝,回信称如果这样,“于义既不可,于事亦不便”,亲率弟子“具畚锹,集瓦木”,自力更生营建。女儿因家贫用葱汤麦饭招待父亲感到不安,朱子饭后给女儿留了首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补饥。莫道此中滋味少,村前还有未炊时。”

为友,他情真意笃,志同道合。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三教九流、巫医百工、田夫野老都有他的朋友,不少与他情投意深。可以传为佳话的是朱子与陆游、辛弃疾之间的友谊。三人都力主抗金,一心爱国,先后都任过武夷山下冲佑观提举,胸中都有济世致用之才,笔下都有锦绣文章。平时相互唱酬,砥砺志向,嘘寒问暖,照应关心。朱子千里送武夷纸被给陆游,辛弃疾从他乡给朱子寄来贺寿诗歌。朱子去世后,辛氏不顾“谈理色变”白色恐怖,亲往吊唁送行,哭之曰:“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谓生死,凛凛犹生”。垂垂老矣的放翁写下悲痛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

为文,他生动活泼,灵山秀水。朱子多才,琴诗书画无不精通。钱穆大师曾感慨:“朱子倘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中占一席地,大贤能事,固是无所不用其极也”。他一生创作各类散文游记2777篇,创作诗歌1167首。尤其他的诗歌成就深得历代大家和百姓的喜爱。他写春日,“万紫千红总是春”;他状秀水,“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咏梅,自况多情刘郎;他描海棠,“忽惊花屿红”;童心大发时,“书册埋头无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兴之所来日,也曾“酒笑红裙醉,诗惭杂佩酬”。至于那组脍炙人口的《九曲棹歌》早已成为武夷山最早、最佳的导游词。他注解的《诗经》,钱钟书认为是从汉至清中最好的“尊本文而不外鹜,谨严以胜汉人旧解”。他的书法“萧敬简远,古淡平和”,具有汉魏风骨,又能独出己意。

朱子极具生命气象,可敬可亲,温润如玉。

五、唯物和唯心

历次政治运动都抓住朱子理学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大做文章,“评陆批儒”是这样,“批林批孔”也是如此。人民日报在“文革”中就刊登过《批林批孔批朱熹》的文章。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是判定真理的唯一标准。唯心主义也有“合理内核”,唯物主义也有形而上学,马克思就是批判性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的“合理内核”,通过辩证扬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名学者蔡厚示先生说的好:“唯心的未必是坏蛋,唯物的也未必是豪杰,历史上不乏其例;黑格尔与朱熹都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家能对黑格尔十分推崇,而我们确是要把朱熹骂倒呢?”马克思可以把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作为自己哲学本源,我们为什么要把朱子理学像倒洗澡水一样连同把孩子一块倒掉?

孙中山先生曾经语重心长说过:“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这应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的独有宝贵,是应该要保存的。”(张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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