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启蒙思想家对朱子学的阐释，也为近代欧洲哲学的开创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从近古中西哲学的发展来看，朱子学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建构有着相似之处。如朱熹与康德哲学中的“天理”与“物自体”，“物理”与“伦理”、“至善”概念的比较分析，朱熹本体论的构建与康德认识论的完成，表明东西方两种不同哲学都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可见，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在塑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从朱子学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来看，东西文化的交流是一种互动的过程，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交互关系。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改造、发展、超越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决不能把外来文化拒之门外而采取封闭式的内省方式。没有各国与各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互渗、互补，要实现本国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对立互补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

四、朱子学与北美新儒家

18世纪开始，欧洲耶稣会士们翻译和撰写的朱子学著作传入北美。这时，美国出现了一批“东方学者”，成立了东方学会，开展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东方学的研究。哥伦比亚、哈佛、夏威夷等大学都设有朱子学博士课程，为朱子学研究培养人才。70年代后，一批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如余英时、成中英、杜维明等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美国大学任教。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和西方哲学思维训练，以较为熟练的西方现代哲学语言来阐明朱子学，其著作更容易为西方人所理解和接受。这个时期，美籍华人学者和美国本土学者共同开展朱子学研究，出现了极为活跃的态势，美国也逐渐成为西方研究朱子学的重镇。

80年代，美国新儒家学者，翻译朱子原著，撰写朱子学研究论著，以儒家身心性命之学为终极关怀，开展儒学的复兴运动，对朱子学的阐发作出了努力。如狄百瑞通过对朱熹思想的诠释，认为朱子的哲学正是一种无比卓越的自由主义学说，并把宋明理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因素归纳为诸如“为己之学”、“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等。成中英在朱熹超融思想的启示下，进一步提出了“以知识构架实现儒学的超融创新”的主张。他认为，儒学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生命体，从先秦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再到新儒学，下一步的走向就是全球儒学。杜维明致力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并提出儒学应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第二期儒学（即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第三期儒学（即现代儒学）。此外，加拿大学者秦家懿主要从事朱子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梁燕城主要从事儒学与全球伦理研究。

这些北美新儒家学者对朱子的研究，表现出与欧洲学者迥然不同的研究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重视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推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

五、朱子学与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从朱子学在海外传播的时空性特征而言，朱子学是近古东亚文明的体现，并在西传过程中，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它具有“世界朱子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