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推动贸易，物质互通有无，降低流通阻力。

自从神农尝百草，发现南方嘉木之茶具有治疗疾病的药用价值以来，后人不断验证，总结出茶具有清头目，除烦渴，化痰，消食，利尿，解毒等功能。用于主治头痛，目昏，多睡善寐，心烦口渴，食积痰滞等。茶从药用发展到日常消费，得益于茶叶制作工艺的不断改良，和家境富庶者的消费引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所产不尽相同，需要行商坐贾的贸易，将主产于南方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牧区贸易，以换健硕的马匹等。茶马对易，是物质互通有无的典型例子。

1、茶叶交易。朱熹和吕祖谦与茶商往来，通过来武夷山买茶人传递书信，同时获知一些行情。一次，朱熹告诉吕祖谦：“买茶人书尚未领”（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书17》，第1437页），“前时湖州买茶人回，曾附书”（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书18》，第1438页）。朱熹提到湖州买茶人来武夷山下贩运茶叶，还提到台州有蒋三乙等人开茶店（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9《按唐仲友第四状》，第851页），说明浙江经济相对活跃，行商坐贾在茶叶交易中发挥作用。但宋代茶叶不可以自由贸易，因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制订较为严格茶禁条法，委派官员对茶叶实施专卖，以保证财政收入。茶农要种植生产茶叶，得向政府交租。商人想做茶叶生意，必须首先到国家所设榷货务机构去交钱买茶引。榷货务负责收钱，收到钱以后开具提货单，商人凭提货单到指定产茶区管辖机构提货，并在规定区域销售。福建路有转运司，兼管茶叶收购、买卖与运输任务。上面提到湖州买茶人，便是持茶引到福建转运司仓库去提货，而不是在茶产区向茶场购买。宋朝茶叶交易，分为官鬻与通商。由国家机构对金、夏进行茶叶贸易者，边贸管控很严，“诏京西、湖北商人以牛马负茶出境者罪死。”（脱脱等：《宋史》卷35，第668页）“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脱脱等：《宋史》卷167，第3969页）因为食肉饮酪者要借住茶帮助消化，故看重茶叶，且用量大。朝廷对境内茶叶交易有严格规定，主要由巡检司巡捉私茶交易等，但茶农与茶商冒险私贩茶叶，有利可图，总是难以禁绝。隆兴元年（1163），朱熹给福建路转运判官陈弥作书信提出：“使埕户客人自为贸易而官封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4《答陈漕论盐法书》，第1080页），即在官府指导下，让盐户与盐商贸易。这种构想，就是积极主张开放境内市场，便于贸易，惠及百姓，而达到公私互利共赢，茶贸易可借此做法，适度进行。

2、茶法积弊。茶之有税，始于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春正月癸卯。当时规定，“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刘昫等：《旧唐书》卷49，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25页）后来，逐渐加税，居高不下，日久成弊，特别是采取榷茶，利归于官，扰及于民，催生茶寇。南宋茶农交不起茶租钱，官吏完不成硬性指标，便常采取强制刑罚，如“金川民千余家，以负茶租逮系笞箠十余年，不得释”（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2《通判恭州江君墓志铭》，第4262页），有的地方茶农秉性刚介，不能忍受，被迫闹事，甚至起义，如淳熙元年（1174）赖文政沦为“茶寇”，从湖北起事，波及湖南、江西、广东，影响甚大。次年闰九月，“辛弃疾诱赖文政杀之，茶寇平。”（脱脱等：《宋史》卷34，第660页）李椿亲历其事，“事平，请于朝，岁分卒戍产茶处，盗以益衰。”李椿在朝言：“茶商买劵于官而复市茶于园户，与盐商买劵而即受盐于官者殊科。今一其贾，是以茶商独困而私贩多，岁额不敷而民被扰，甚则斗夺攻劫为群盗，前日之事亦可验矣。请损其直以便事。”然而，“执政滋不悦，沮公茶议，使不得行。”（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4《敷文阁直学士李公墓志铭》，第4327页）乾道间，宋若水调龙州仁寿县主簿，监永康军青城县味江镇税，兼合同场，“先时茶禁甚急而私贩益多，商算甚重而岁额反耗。公至，弛禁薄征而旧弊顿革，课入大增。”（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3《运判宋公墓志铭》，第4299页）朱熹绍熙间知漳州，上章请求罢“州县所认折茶钱”。（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9《乞蠲减漳州上供经总制额等钱状》，第870页）李椿请“损其直”，宋若水“弛禁薄征”与朱熹请罢“州县所认折茶钱”，都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实施仁政。

3、絜矩思想。宋代茶法之弊，集中在茶禁太严与茶税太重。“论者皆谓宜弛禁便”，但终是兴多废少。“茶、盐，民所食，而强设法以禁之，致犯者众。顾经费尚广，未能弛禁尔！”（脱脱等：《宋史》卷184，第4494页）宋仁宗道明其中根结所在。在《大学》里，有一个关键词“絜矩”。有人问：“絜矩一条，此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之好恶否？”朱熹回答说：“知在前面，这处是推。‘老老而民兴孝，长长而民兴弟，恤孤而民不倍’，这处便已知民之好恶与己之好恶相似。‘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将去，紧要在‘毋以’字上。”朱熹解释说：“兴，谓兴起其善心；遂，谓成遂其事。”接着说：“为国，絜矩之大者又在于财用，所以后面只管说财。如今茶盐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却反禁之，这个都是不能絜矩。”（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6，第362页）朱熹认为茶禁是中央政府专政制度的产物，有悖人民意志。朱熹批评治国偏离民本思想，政府过度侵占民众利益，只顾聚敛财物，才会导致社会不得安宁，要求国家把富民作为施政最优先的目标，围绕国计民生问题，审视既往政策“不能絜矩”，并做修正，以顺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