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者，正也。”为政的目的在于使政归之于正。发展生产、增加百姓的收入是为政;恤民，省赋是为政; 而振肃纲纪是更重要的为政。朱子为政时发展生产、解决百姓疾苦政绩卓著，振肃纲纪也事迹精彩。

(一)内修外攘

当时“靖康之耻”虽已过去数十年， 但一批有民族气节的宋朝士大夫始终没有忘记这一教训。朱子虽然无法左右政局， 但内修外攘是他一生中无法回避的重要政治问题，也是他振肃纲纪的重要内容之一。

南宋建立后，因国力遭受重创社会处在动荡之中。在治国思想上，朱子站在维护国家统一、 反对金人入侵的立场上，提出了“内修政事，外攘夷狄”的政治主张。朱子认为， 修政事是基础，是攘夷狄的必备条件;而攘夷狄则是修政事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二者相互联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修政事、攘夷狄是南宋进步士大夫和爱国人士的共同愿望，也是朱子始终坚持解决宋金矛盾的战略方针。

绍兴三十一年 (1161)秋，金主完颜亮以“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的骄横气焰，亲率60余万大军，分四路直扑临安，企图一举灭宋。十月，抗金将士于皂角林大放全兵。奉祠在家的朱子闻讯十分兴奋，作《次子有闻捷韵》四首诗庆贺。十一月，采石大捷， 金主完颜亮被部下所杀，宋军连捷，收复一些失地。朱子连续写了《感事抒怀十六韵》 等 15 篇26 首诗。这些诗作体现了他抗金忧国的鲜明整治立场。同时，朱子致书并不认识的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 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绍兴三十二年(1162)，响应皇帝诏求治国兴邦之策，朱子上《壬午应诏封事》。这篇封事措词激烈、观点鲜明，集中表达朱子的政治主张和对现实的态度，内容包括坚决抗金、革除弊端、以顺民心、天下大治的政治主张。

朱子也有一定的战略思维。孝宗召对，朱子上《癸未奏札》，再论外攘夷狄的复仇之义，痛斥议和祸害，主张“极罢议和之议，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复仇雪耻之本意未尝少衰”。他还从军事上提出了收复中原方略:“表里江淮， 合战守端，持以岁月，以必复中原、必灭胡虏为期而后已。”朱子主战抗金复国的政见，五十九岁时有所改变，在《戊申封事》中主张正本修政、裕民持守数十年后再向北用兵。

朱子的爱国之心矢志不渝，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恢复中原，无限伤感地对弟子们叹息:“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

(二)力振朝纲

力振朝纲是朱子修明政治的重要主张。面对金人入侵，朱子一方面表明攘外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提出修明政治的思想。而修明政治的重点是“正君心”， 希望帝王端正，约束自己，为天下做出榜样。

在修养论中，朱子提出以“修身”为起点，由修身而齐家，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从“修身为本”而言，天子与庶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古代社会，君主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整个国家必须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君主个人的品德和修养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朱子认为君主自身“心正”对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把“正君心”看成是国家的大根本。他反对孝宗一贯独所专决、拒谏听谗、文过饰非的做法，要孝宗“反躬引咎，以图自新”。

君主如何格心之非，朱子有一系列的言论。直到宁宗即位，朱子以帝师的身份连讲六次正君心的《大学》之道，力劝新帝要正心修身。他对宁宗提出要求:无论清闲安逸，都要留心含蓄的暗示或劝告。小而皱眉头念虑之间，大而号念升贬之时，一言一得，必作反思;一念一虑，必计得失，都要想想是否对修身有害。 朱子这一思想虽然基于伦理道德规范，但明是非、别善恶，目的是“举而措诸天下无难关”，不失为改变当时局势的有力措施之一。

（三) 治吏安民

朱子生活的年代， 朝政多为权臣把持，内忧外患、积弊丛生、灾异频仍、财赋日窘，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因此， 朱子把革新政治、 清除积弊作为为政的当务之急。

朱子治政有一句名言，叫作经世“亦只是随时”。经世就是治国应从当时的实际历史条件出发，时世变了，治国的方略也应随之有所改变。

首先，朱子的政治革新方向很明确。他认为法制等方面的变革是“势自是如此”。就是说，变是“势”的需要，即某种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必然性，人们只能顺着这个势进行革新， 而不能置之不顾， 即使是君主、圣人也不例外。圣人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是圣人能顺着这个势，做到恰到好处。

朱子对变革思想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认为“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但又认为实际变革时，要审时度势。一方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另一方面，因为改革是“势自是如此”，合乎“势”的要求，应当顺势去做。所以，朱子认为后代对前代治政的变革，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天职。他主张政治、科举、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应针对时弊进行变革。

其次，对权臣把持朝政表达极大的愤慨。朱子在吴明可、范如圭等神道碑中，表达了对秦桧的痛恨。朱子认为秦桧对南宋朝政的危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造成人伦不明、人心不正、是非不分、善恶颠倒。

第三，整肃纲纪，打击贪官污吏。朱子提倡德治，但也不否定法治的作用。 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指出:“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目的在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朱子把“化民成俗”当作“国家之意”。朱子在《戊申封事》中大声疾呼:“纲纪不振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盖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他深刻地揭露了纪纲废弛、风俗腐败的各种现象， 指出从君至臣，大多不公不正;从宫省至朝野，忠邪杂进，刑赏不分，徇私舞弊;小到非礼、不顾廉耻，大至违法犯罪、造谣生非等等。明确指出废弛的纲纪、腐败的风俗不仅造成了邪恶充斥、是非不分、公私不辨，而且使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遭群讥众排、恶语中伤。贪官污吏、结党营私者既不能废罢，克己奉公、贤能志士又不能被任用。朱子认为，“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亦未尝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识者之虑为过计之忧也。”朱子不仅为朝廷治政提出良方，而且在自己的为政实践中落实这些主张。在任地方官时，朱子十分痛恨那些为所欲为、欺凌百姓的豪强污吏，采取有力措施打击不法分子，为百姓主持公道，谋划福祉。在漳州任上，朱子下令各县的县丞、主簿、县尉必须逐日到长官厂议事。为防止朋比营私，采取“对移法”，即强行调换多年掌管财赋肥缺的猾史;发现漳浦县从事郎傲慢废职，当即上表弹劾;对不关心民瘼、坐地勒索民财的州吏给予撤换。绍兴府差指使密某到平江府押米一万三千石，朱子调查发现四千一百六十石米不足量，甚或掺杂泥沙，当即扣押密某审查，并追回所盗济米。他六劾台州贪官，为民请命，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

朱子针对不理民事、压制诉讼、推诿塞责、营私舞弊不作为的官吏深恶痛绝，尖锐指出：“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止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申诉，只得忍遏。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了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风俗如此，可畏!可畏!”他认为，天下大“病”不堪，是“贤不在位”，各级官吏结成了一张官官相护、层层盘剥的关系网。他责问皇帝：“今日之监司狼藉，肆虐以病者谁? 则非宰相台谏之亲 旧宾客乎？”明知诤言于事无补、于己无益，朱子还是向皇帝揭露奸佞恶行，可见朱子之刚直，希望重整朝纲的心情之迫切。

整顿吏治的目的是弘扬正气，重用人才则是发挥正能量的一个重要举措。朱子在用人方面，提出改“人自择官”为“为官择人”，即根据职位需要挑选适当人才，用人不可求全责备。他欣赏陈俊卿的用人原则，即“略人细过而取其大节，去己私意而徇夫至公”。朱子治漳州时，发现龙溪知县翁德广为人正直、 勤事爱民，上状举荐给予升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