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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传播与朱熹的贡献
2020-05-13 22:36:05  来源:武夷微发布  责任编辑:王俊杰  

孔子的《论语》,作为承载儒家思想的恢弘巨著,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东方文化特征和高度浓缩的理论精华,影响了中国2500多年的历史。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即指《论语》是最精深的政治学。现在社会上通常把儒学作为“国学”,甚至有学者建议把《论语》作为我国的“圣经”,时习之,推广之。本文试图从《论语》的传播、发展及儒家学说对世界的影响诸方面进行探索,供大家参考。

《论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说到《论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势必要谈到孔子。孔子一生在政治上屡屡不得志,但他以道德高尚、人品出众、学问渊博知名于世,受到人们的称颂,堪称古代大众传播的先驱者。尽管孔子并没有专门涉及大众传播的言论,但他的言语,尤其是《论语》,用时下最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是世界上最早的微博,带有传播理论的色彩,闪烁着传播智慧的光芒。有人说,他是上天用来启发下民的“木铎”,是多能的“圣者”。他的学生颜渊说: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贡赞美孔子:“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战国时,儒学成为世之“显学”,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对孔子颂扬有加。西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被推至先秦诸子之上。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孔子归入“世家”,与诸侯将相并列。有的儒者称孔子为“素王”,即指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朱熹首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并终身以孔子行为为表率。直至明清时代,以朱熹诠释的、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基本上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历代统治者都竭力尊崇孔子,为他建庙祭祀,赐给他后裔爵位和特权,并给孔子本人累封“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等头衔,清康熙皇帝还亲为文庙赐“万世师表”匾等,孔子的名字似乎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代名词。虽然历代儒者都对《论语》加以某种改造,但像孔子思想中强调德治、重视教化、轻鬼神重人事、积极进取等内容,一直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仍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孔子博学多识,却“述而不作”,除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外,并没有系统阐述思想的论著。《论语》作为弟子后学整理的材料,在这方面起到了弥补的作用。《论语》全书记录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互谈论,多方面表现了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包括孔子的政治主张、教育原则、伦理观念、品德修养、文学理论等诸方面,还记载了他一些生活习惯和细节。可以说,《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生平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和释放的能量不可估量。赵岐曰:“《论语》者,《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也。”薛放曰:“《论语》者,《六经》之精华。”李元度曰:“《论语》所言之义理,精且粹矣。即以文论,非诸经所能及也。《易》《诗》《书》《礼》《春秋》之文,各造其极,亦各不相谋,而简括处终不及《论语》。《论语》之文,能以数语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气,如化工之肖物,各无遁形。”陈沣说:“经学要旨,皆在《论语》中。”董仲舒认为,《论语》可以折狱。就是说,《论语》是刑法甚至一切基本法律的渊源。辜鸿铭曰:“半章《论语》可以振兴中国。”《论语》还影响到了后世的著述和笔法,比如,唐时的《女论语》、明时的《女四书》等都能看到《论语》的影子。

“四书”的推出与朱熹的贡献

所谓“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合称。元明清近600年间,“四书”一直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论语》作为“四书”之首,自然成为士子们读书做官的敲门砖。它在当时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但“四书”的推出,和朱熹是分不开的。汉武帝时,立《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部经书于学宫,为“五经”,设五经博士。《论语》此时尚未取得与“五经”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东汉,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论语》才进入经书行列,与《孝经》一同加在“五经”之上,称为“七经”。唐代以《易经》《诗经》《尚书》《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春秋谷梁传》合称“九经”。“九经”以外,要求所有人都得研读《论语》《孝经》,称作“兼经”。唐代学制中规定:《论语》《孝经》为共同必修科目。科举中有“明经”一科,无论主考何经,《论语》《孝经》皆为共同必试。

宋代,以程(程颐、程颢)朱(熹)理学为主要代表的宋学兴起并盛行,将儒学的发展推到一个新阶段。宋学的特点是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发挥,因此,《论语》《孟子》等书,尤其受到宋代学者的重视,地位开始超出内容繁琐难懂的旧“五经”。河南洛阳著名理学家程颐非常推崇《论语》,他评价《论语》“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即治,则六经可并不治而明矣。”二程曰:“于《语》《孟》二书,知其要旨所在,可以观《五经》矣。”到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从《礼记》中抽取《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四书集注》,其中《论语》列于“四书”之首,至此,“四书”之名方始成立。

朱熹进一步发挥程颐的论点,说:“四子(即《四书》),六经之阶梯。”主张由易到难的程序,先读“四书”,再读“五经”。朱熹指出,“四书”是直接的孔孟之道,“五经”则是孔孟以前的“先王之教”。就理解孔孟思想、用以巩固封建统治来说,当然是前者更重要。因此他说:“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只可《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朱熹又打比方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从这个比喻来理解,熟饭可以当时就吃,易于消化;打禾为饭却要经过多道工序,急躁不得。因为《论语》《孝经》,篇幅较短,相对于深奥的“五经”来说浅显易懂。学子们大致识字后,读《论语》《孝经》,可为以后学习“五经”打基础。“五经”难度大,一般人毕生只能读通一经,能通两经以上的很少见。《论语》则是读书人必读之书。朱熹把《论语》奉为经典中的经典,进而把《大学》看成是“为学的纲目”、“修身治人的规模”。他说:“先读《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熹为写作《四书集注》,倾注了毕生精力,以其中《论语集注》而言,前后历时40余年,反复修改删订,使《论语集注》日益精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论语》这部书的极端重视。最后,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圭臬:《大学》——政治纲领、《中庸》——哲学核心、《论语》——基本原理、《孟子》——思想体系,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

经过朱熹平生不断的讲学传道以及和各学派间的争鸣论战,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理学)名声大作,逐步被封建王朝所重视,列为儒家正宗。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开始,朝廷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朱熹第三子朱在为皇帝阐述“为人主学之要”时,理宗皇帝说:“先卿《中庸·序言》之甚祥,朕读之不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绍定三年,改封朱熹为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 年),诏祀孔庙。咸淳元年(1265年),赐婺源祖地为“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南北对应。此后,素有“北孔南朱”之誉。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顺帝改封朱熹为齐国公,赋予朱熹崇高的享誉。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钦定“四书”、“五经”为科举必读之书,诏从朱氏传注。明景泰皇帝钦颁朱熹“素王”像,享受与孔子一样的恩荣。从此,朱熹的学说(闽学)正式成为官学,影响我国封建社会近700年时间。根据朱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清康熙皇帝的颂词比较确切地总结了朱熹一生的历史功绩:“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朱熹为“十哲之次”,配享孔子。汉代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先贤儒者,能享受到如此礼遇的,朱熹是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

总之,现代人研究孔子及其儒学,是站在朱熹这一巨人研究成果的肩上。前一段时间,联合国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提出,要构筑和谐的世界,必须用中国的孔孟、朱熹的思想来规范世界、治理世界。如今,孔子像及其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置于联合国大厅显著位置,这是世界人民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认可,更是中华民族的自豪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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