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四年（1177），闽浙赣各地禅说又异军突起：不少僧道以禅说儒，迷惑世人；有些儒士发起佛说，甚至投靠佛门。朱熹特写了《释氏论》，再一次从理论高度批判佛老：在性论上是灭理灭欲，“反易天常，殄灭人理”；在心论上“心为空虚”；在方法论上是封闭向内，不交于外，脱离实际。

并且，朱熹在行动上，以修复、创办儒家书院来抵消佛老思想的影响。淳熙六年（1179），他任南康知军时，怀着复兴儒学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极力重建了原是庐山儒家国学而荒废多年的白鹿洞书院，不仅发展了教学，更是对抗了佛老。

也在南康任上，朱熹还以孝道反对佛老。他大力宣扬儒家《孝经》，提倡尊老、养老的孝顺之风。针对当时佛老影响遍及民间，甚至不少穷家子弟抛弃父母出家佛门，他斥责曰：“奈何弃人伦灭天理至此”，反对人们不尽孝养家而为僧道。他即将《孝经》布告示俗，提出：“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早晚思维，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佛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

2、吸取融合。

朱熹原则上是以佛老为异端，主要反对佛老逃避现实社会生活与无君无父违反伦理道德纲常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实际上吸取了不少佛教的思维方式（即思辨哲学）和道教的自然发展观（即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观点），融合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之中，“朱子理学”与佛老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他对佛老思想的吸取，具体是观念上的和合与方法上的启导，主要有：

理学的理借鉴于道教的道；理学的太极、无极的提法，沿用了老子之说；理学的天理，源于庄子之论，也颇类似于佛教之佛性；理学的天地人类一体思想，颇类于佛教的天地万物众生的真如（即真实如常无变易）；理学的修养方法是收敛身心、惩忿窒欲的持敬涵养，相同于佛老的无心无欲的心态来静坐修行；理学的灭人欲来自佛老的禁欲；理学的“理一分殊”，相通于道家的“万物归一”，佛家的“一多相摄”、“月印万川”；理学的“心统性情”，借鉴了佛学的“一心二门”；理学的理本论，受道教的道本论影响，相当于佛学的理事说；理学的心性论，相当于佛学的净心说；理学的格物穷理，受到了佛学渐修顿悟“看话禅”的影响；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受到了禅家“传灯录”的启发；朱熹的自然科学知识，借鉴了道家的自然发展观。

综上所述，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虽然儒佛道三家鼎立，但仍是佛道盛行，民族本位文化的儒学式微。朱熹奋起作为，在吸取融合佛道两教经义的同时，还是大力排佛抑道，集儒道理学之大成，竭力复兴孔孟儒学在民族文化中的本位性和主导权，使儒道理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正宗地位与主体。从而也抵制了外来神学冲击，不使宗教同化，不致中国成为一个宗教国家，起到一定作用。（林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