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贾丰臻所著《宋学》（1930年）问世前后，将宋学等同于理学是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同一时期的日本学者也持类似观点，如京都学派的武内义雄《宋学的由来及其特殊性》（1934年）一文所述。自从宋史专家邓广铭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略谈宋学》一文以来，“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的结论，已被广泛接受。但这并不等于说，有关宋学与理学关系的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目前学界对何谓“宋学”的认识依然不够清晰，对宋学的构成与理学的起源之间的内在关联甚少探究，致使有人误将宋学等同于宋代义理之学，再误将后者等同于理学。对宋学与理学关系的全面探究，既涉及唐宋儒学转型的历史，也涉及社会政治、佛道刺激等外在因素，更涉及学术本身的内在理路。本文聚焦于宋学构成与理学起源的关系，首先分析宋学的构成，进而从宋学的结构层次分析中找出理学起源的学术机制和内在理路。

有别于唐学，宋学的构成具有多层次的特点。

第一层次：包括儒学学术形态的三个分支，即文学、史学、经学。

文学：唐代儒者的思想创造主要依托于文学。唐代古文运动是唐儒酝酿新思想的平台，它对北宋早期的古文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文学所发挥的作用远逊于唐代。

史学：宋儒欧阳修和司马光等人不仅在史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还通过史学研究推动了儒学义理的发展。欧阳修和司马光对宋代经学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史学和文学毕竟都不是宋代儒学学术形态各分支当中最突出的部分。

经学：与文学、史学相比，经学是北宋儒学学术形态各分支的基础，发挥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宋初经学仍未脱离唐学的藩篱，北宋中期经学转型为“新经学”（周予同语），可被视为义理化的经学。

第二层次：北宋义理之学。

“义理之学”大致产生于北宋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义理之学流行于世，始于“新学”领袖王安石的倡导。在北宋诸儒中，王安石最早提出“道德性命之理”，由此天下士人“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蔡卞：《王安石传》）。这里所谈及的内容，都属于“义理之学”的核心。“关学”宗师张载在《经学理窟》一书中特置《义理》篇，表明他在宋儒中较早对义理之学做了系统阐述。义理之学既是北宋儒学复兴中涌现的新的经学形态，又是由北宋儒学各派共同推动汇合而成的学术主潮。北宋义理之学的主要学派包括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