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不可狭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别异，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规模宽阔，使人人各得尽其情，多少快活！”（《语类》卷一三）

人的心胸要开阔宏大，表现在接人待物上，如果在意分彼此、讲厚薄，则是心胸狭窄的表现。要像君子那样胸怀天下，容得下天下之人、天下之事，这样，你人生的格局才会宽阔。试想，如果让人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情，那是一件多么快活的事情！

于天下之事有可否，则断以公道，而勿牵于内顾偏听之私；于天下之议有从违，则开以诚心，而勿误以阳开阴阖之计，则庶乎德业盛大，表里光明，中外远迩心悦诚服。（《文集》卷二九《与留丞相书》）

处理各种事情，肯定还是否定，要以公正为判断的标准，不能有照顾亲友、偏听偏信的私心；面对各种议论，听从还是反对，要开诚布公，不能耍阳奉阴违的诡计。这样你就能增进自己的德行与功业，光明磊落，不论中外远近的人都对你心悦诚服。

大抵人当有以自乐，则用行舍藏之间，随所遇以安之。和静先生云：“如霁则行，如潦则休。”此言有味也。（《文集》卷三九《答魏元履》）

孔子夸奖他的学生颜回，说他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陋室寒屋，可是却“不改其乐”。所以孔子给颜回点了一个大大的赞，说：“贤哉，回也！”对此，朱子解释说：“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

那么，为什么颜回能不改其乐呢？朱子引用程颐的话说，颜子不是因为艰苦的生活而快乐，而是没有因为生活的艰难而改变自己内心所坚守的快乐。于是，这又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 什么是颜回所坚守的快乐呢？

程颐说，粗茶淡饭和陋室寒屋肯定没有可乐之处，“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朱子说，程颐在这里卖了个关子：“引而不发”——要你自己去思考、琢磨。从此，颜回之乐，就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课题。

朱子说“大抵人当有以自乐”，是给我们换了一个思路来看这个问题，他抛开颜子之乐的具体内容不谈，而是强调，一个人总应该有一处自我愉悦的精神港湾，这样他才能做到像孔子所说的“我被任用了，就施展才干；不被任用，就退隐民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表现得自如洒脱。

北宋有一位叫尹焞的学者说：“天晴了就出门，下雨了就在家休息。”这句话的意思真是值得玩味。朱子为什么欣赏这句话呢？原来这句话就是孔子强调的另一种精神——不主观（毋意）、不武断（毋必）、不固执（毋固）、不自我（毋我），也就是随遇而安。

心有喜、怒、忧、乐则不得其正，非谓全欲无此，此乃情之所不能无。但发而中节，则是；发不中节，则有偏而不得其正矣。（《语类》卷一六）

好、乐、忧、惧四者，人之所不能无也，但要所好、所乐皆中理。合当喜，不得不喜；合当怒，不得不怒。（《语类》卷一六）

四者人所不能无也，但不可为所动。若顺应将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颜子“不迁怒”，可怒在物，颜子未尝为血气所动而移于人也，则岂怒而心有不正哉？（《语类》卷一六）

人心如果被喜、怒、哀、乐所左右，那么人的正确的情绪、情感、理智就会失控。这并不是说人不可以有这些感情，这些感情是人所不能没有的。关键是，当这些感情发生的时候，是不是符合节度，不走偏（中节）。“中节”了，就是正确的；不“中节”，就是偏差的，心就失去正确、平常的心态（不得其正）了。

好、乐、忧、惧这四种情感，是人所不能没有的。但是，要做到所好、所乐都符合“理”。该高兴的，就高兴；该发怒的，不能不怒。

喜、怒、哀、乐这四样东西，是人所不能没有的。但是人不能被这四样东西牵着鼻子走。如果能做到不为所动，那怎么可能“不得其正”呢？比如颜渊讲“不迁怒”，他是怒在物上、事上，他从来没有被自己的血气所动而把怒气迁移到别人身上。这样的怒，怎么可能“心有不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