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不论是山中岩石，还是溪边悬崖，都能见到大小不一、年代不同的石刻遗存。一方方摩崖石刻，记录着不同时代的人文历史。有抒发个人志趣的，也有赞美山水的，还有书写仕宦感怀的。一方石刻，书法各异，刻风拙朴，由于题刻者身世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思想境界更是各有千秋。荟萃于武夷山430余幅的摩崖石刻，横跨时空1500年，石刻作品中，题刻内容浩繁者似长卷，记载史实者亦如碑，精短者只有一字，却饱含哲理。风格迥异的摩崖石刻，不仅是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还是武夷山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

天游峰北面有一组摩崖石刻，最突出的当数“第一山”“福地洞天”“寿”“掌中”“胡麻涧”“武夷第一峰”“奇胜天台” 等，褒赞词藻，玄机妙语，镌刻于绝壁之上，凝固在时空之中。至今，人们在领略武夷山水风光旖旎的同时，也感受到武夷山列入天下名山的当之无愧。

刻写仕宦感怀的题材作品，要数大王峰升真洞旁的“居高思危”四字。这方摩崖石刻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崇安县县长吴石仙所题刻的。它包含着双关意思，一为登高履险，应存坠身之虞；一为身居高官而不可忘记百姓。受古训启发：“载舟之水能覆舟”。六曲响声岩还有一方岩刻“大丈夫既南靖岛夷，便当北平胡虏，黄冠布袍，再期游此”，此方石刻气势磅礴，直冲斗牛，它记录了抗倭英雄戚继光武夷山纪游情怀。印证了戚继光率领戚家军转战福建莆田、宁德、福州等海防一线，驱倭建勋、策勋于山、醉卧山石、枕臂达旦的英雄逸事。桃源洞的“仙源”石刻，出典自唐朝王维的长诗《桃源行》中的名句：“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岩刻作者引导人们在品味草书“仙源”岩刻时，把眼前的小桃源“仙源”与王维笔下苦苦寻觅的“仙源”进行对比，引发人们兴致无穷的联想。

赞美武夷山水的石刻，最具凝炼之美的四个字是九曲溪一曲水光石上的“碧水丹山”。题刻者是南朝的江淹。江淹的赞辞原为：“（武夷）地在东南峤外，闽越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所至爱。”“碧水丹山”摘句凿刻于明朝建文年代，建文是明惠帝朱允炆的年号。朱允炆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长孙，后被明成祖朱棣（惠帝的叔父）赶下台去，不知所终。岩刻落款的年月原写着“大明建文某年某月某某刻”的字样，由于“因人废事”的原因，落款文字遭到凿损，只留下“大明□文□□□□□□”的残破落款，令人欷嘘不已。

在水光岩，还有一方石刻“千崖万壑”，书写者为南宋大儒蔡沈（九峰先生），他是朱熹的二传高徒，曾与朱熹合撰《书集传》。一曲水光石的“修身为本”岩刻，是明代大理学家李材精心书写、镌刻的座右铭，简洁地阐明了他向来主张“古之欲明明德至修身为本”的本意。“鸢飞鱼跃”岩刻，向人们展示了朱熹一贯主张做学问，务要广博深邃的哲理，启示人们要以“鸢飞月窟地，鱼跃海中天”为座右铭，苦读博览地做学问。朱熹在六曲响声岩题刻“逝者如斯”，劝勉人们要爱惜像流水一样的大好光阴。

陈省是武夷山的隐士，他在武夷山云窝筑庐，一住就是十三年，他刻下了“伏虎”二字，以抒发了这位与宰相张居正政见不和而遭排挤的兵部右侍郎的感慨：企盼有朝一日能再率兵征战，大显身手。陈省还以云为题材，刻下了”留云”“卧云”“嘘云”“生云”等十四方以描写云窝之美为雅趣的摩崖石刻作品。

武夷山最大的摩崖石刻，是九曲溪南勒马岩绝壁上的“镜台”二字。这方石刻落款时间是大明嘉靖年，作者是华容谢，书于壁的是王容，两人生平皆不详。赞美九曲溪风光的石刻丰富多彩，如四曲的“真山水”“溪山胜处”等。

在武夷山的摩崖石刻中，宋代理学家朱熹手书的石刻，尤其引人注目。一线天楼阁岩石刻“天心明月”，是朱熹讲授“理一分殊”哲理的写照。朱熹启发人们认识“理一分殊”，从天上一轮月影映照大地无数江河湖海的现象说起。那散在江湖河海的一轮轮明月，其本乃是天上的一月所生，生动揭示了本源现象。五曲之畔晚对峰麓有一处岩刻“道南理窟”，彰扬朱熹传道东南、聚集同好共同创建朱子理学的功勋。这方岩刻历经两代人的努力才最终完成。先是由父辈、封疆大帅马负书挥写而就，惜未暇凿之于壁，遂托付后人，其子马应壁走任崇安县游击之职后，立即请工匠将乃父颂赞朱子学的擘窠大字勒之于面对朱熹创办的紫阳书院的晚地峰壁，还补缀了一则跋文，详叙鼎力办理这件大事的不凡经历。父子两代为了镌刻这方岩刻，可谓煞费苦心。

武夷山不少摩崖石刻，还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历史典故。如“重洗仙颜”“虎溪灵洞”“天台稳步”“神仙楼阁”“太保屏”等，都令游人流连忘返。武夷山的摩崖石刻分布于山水间，构成了一条绚丽深奥的人文长廊，游人只有身临其境，才更能瞻仰和品味到不同的摩崖石刻。武夷摩崖石刻艺术的隽永，犹如凝固在崖壁上的史书，值得后人观赏品读。（邹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