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学内容上，传统儒学把“六经”作为教学的首要经典教材，而“四书”从北宋“二程”时才开始得到重视，但最早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部著作合称为“四书”，则创始于朱子。朱子在建阳、武夷两地书院，前后花数十年精力撰著的《四书章句集注》，结束了前人对此四部著作个别的、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研究局面，开创了中国经学史上崭新的“四书”经学体系。该书集中地表现了朱子的哲学思想和理学观点，内容广泛涉及哲学、政治、教育等领域。朱子将这部书列为书院教材之首，说明他是将其哲学体系中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福建书院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同时引导学生能站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最前沿。

“四书”之外，《诗》《书》《礼》《易》《乐》《春秋》即所谓“六经”，以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两宋理学诸子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和李侗等人的著作，也是书院教学的重要课程。

在教学方法上，朱子在总结前辈教育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归纳起来，其主要方法有三：一是升堂讲学，表现为答疑解惑；二是个别辅导，表现为谆谆善诱，以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知识来开导学生，引导学生善于使用比较的方法等；三是集体讨论，表现为相与讲贯，互相问疑。

(一)升堂讲学

由于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传授、指导为辅，因此，升堂讲学只是根据情况偶尔为之。学生王过在一段文字记载说，沧洲精舍每天的教学活动，例行的参拜孔圣，学生向先生请安之后，接着就是“或有请问”，即如果有疑难问题，学生向老师求教。先生解说之后各自散去，继续自学功课。可见，先生升堂讲学是间而有之，不是每天都有的必修课。

朱子在各地学校、书院均有升堂讲学，并留下部分讲义。比如在同安有《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白鹿洞书院有《白鹿书堂策问》，考亭沧洲精舍有《沧洲精舍谕学者》《又谕学者》等。从内容来看，升堂讲学所授主要是为学之要，即涉及学习目的、方法等大的方面的问题，而较少具体的某部教材的枝节问题。如《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此为教学目的论、方法论上的大问题，是每一位学者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故非升堂讲授不足以凸显其重要性。《沧洲精舍谕学者》则向学生传授了书院教学最重要的方法——自学，以及自学的内容、要点。即反复诵读，认真体会，存养玩索，着实行履。

从其方法来看，升堂讲学是以“答疑解惑”为主，而非满堂灌。老师根据学生所提疑难问题予以解答。因此，他在书院实行的“会说”制度，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主要目的。他要求学生能“退而考诸日用，有疑焉则问，问之弗得弗措也”。这与他要求学生自学，先需熟读本文，后参以集注，在原则上是一致的。

(二)个别辅导

个别辅导是对学生各自不同的疑点难点问题进行辅导。对学生而言，是问疑，对先生而论，则是答疑，这是朱子在教学中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在此，仅就朱子在个别辅导中的几个特点作一番探讨。

一是谆谆善诱。

朱子平日教导学生，谆谆善诱，孜孜不倦，以此培养学生的理解力、创造力。他经常以自身经历、体会劝诫学生，为学须专心。年轻人要下点功夫，认真仔细读书。称其过去读《大学》，毛病就是不仔细，后来改正了这一毛病，才读得精切。

朱子还把自己早年学习《孟子》的体会告诉学生，如读书没有系统地读，仅逐字逐句地领会，这样就无法把握各段之间相互贯穿的文意。而通过系统地把握之后熟读精思，既可领略全书的精粹，又因之学得“作文之法”，可谓一举多得。朱子把自己的体会传授给学生，就是要学生避免走类似的弯路。

二是善于以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知识作比来开导学生。

如朱子常以撑上水船来激励学生努力向学。“为学正如撑上水船，……不可放缓。直须着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紧。放退一步，则此船不得上矣。”

朱子说为学贵在坚持，不可间断，以自己手臂疼痛，需不停地按摩止痛来类比。如果时擦时停，就不能见效，这便是做学问的方法。

又如，朱子在阐明温故知新的道理时，以农夫耕田为喻。他说：“子融、才卿是许多文字看过。今更巡一遍，所谓‘温故’；再巡一遍”，这样才能“见得分晓”。就是说，要想在学业上取得丰收，必须辛勤耕耘。

朱子还善于以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概念。如体用关系，假如从概念到概念，这个问题不易说清，而朱子说：“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如耳听目视，自然如此，是理也；开眼看物，着耳听声，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纸糊，此则体也；人摇之，则是用。”耳为体，听为用，目为体，视为用，扇为体，摇为用，这样的比喻就将本不易理解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了。

三是引导学生善于使用比较的方法。

比较，是为学的重要方法。在讲学中，朱子曾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学生，要善于使用这个方法。要使用比较的方法，有一个积累的功夫，没有对历代儒学大师精辟见解的采集和吸收，比较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朱子又对学生说：“平常和大家说做学问效果并不明显，但积累得多了，就会融会贯通。比如读《论语》《孟子》，须从头看，以正文为正，却看诸家说状得正文之意如何。由浅入深，自然触类旁通。”所谓“诸家说状得正文之意”，就是历代儒家学者对经典的各自阐发。通过比较、鉴别，扬长避短，择善而从，这不仅是朱子读书的重要方法，也是其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比如朱子所撰写《孟子集解》，是取程颐、程颢及其学生众家之说而成，《论语精义》则取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诸家之说，他曾戏称此为中医学的著作“古今集验方”一样。但在“集”的过程中，何者为长?何者为短?这就有一个比较、鉴别的功夫。朱子在治学中，善于使用此法，在讲学中，又将此法传授给学生，让他们能在读书、治学中注意加以运用，这就不仅限于传授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传授如何获取知识的方法了。

(三)集体讨论

集体讨论，是朱子在教学中着力提倡的一种方法。其基本观点为，读书应以独处为主，问学则以群居有益。他说：“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好用工夫，方精专看得透彻，未须便与朋友商量。”有鉴于此，他提倡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但由于书院中每有诸生请问不切题，或问不到点子上，所以他又认为学员中若有疑难，可以相互讨论，这是发挥书院群居的长处。若学员集体讨论不能解决，再来请教先生，学习效果则更为显著。这是朱子对“群居有益”的基本认识。“索居独处”与“群居有益”看似矛盾，实际上体现了辩证的统一。索居与群居是生活的表象，个人自学与集体讨论的结合才是书院求学之道的精神实质。

以上所说的三种教学方法，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往往有相互贯通之处，通常表现为教师传授与自学相结合，对重点、难点课程开课讲授，其余课程以自学为主，以此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表现为个别辅导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当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疑点、难点，朱子则采用个别辅导或集体讨论的方法，从而达到互相启发、举一反三的目的。此外，还表现为理论学习与日常践履相结合。朱子主张“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要求学生要把书本的知识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反复体察涵养，认真运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朱子的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都是通过他的教学实践来加以落实和传播的。他善于运用浅显的语言来阐述深刻的思想，善于运用生动活泼的事例来解说枯燥的理念，善于使用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知识来引导学生理解抽象的概念，这是朱子创办书院教学取得成功的经验。对今天的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学校教育来说，朱子的教学方法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摘自《朱子文化简明读本》福建教育出版社 兰斯文主编）（第二十三期）

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 。

释 文：要勤读圣贤诗书，要明白礼义规范和道德规则。 时代价值：致知力行 画 解：身要正，心更要正。

文：要勤读圣贤诗书，要明白礼义规范和道德规则。

时代价值：致知力行

画 解：身要正，心更要正

北宋时，有一个叫徐积的学者，拜胡安定先生为师。从此专心致志，一心只读圣贤之书，且身体力行。他的学问，以内心至诚为根本，侍奉母亲极其孝顺。他曾说：“我第一次拜见安定先生，退下时，头的姿势有一点歪；安定先生以《礼记注疏》中的话大声告诫我说：‘头的姿势要端正!’听了先生的话，我想，不仅头的姿势要端正，内心更要正直，从此不敢有邪念。”后来，朱子评论说，像徐积这样的人，本身资质就淳朴，一经指点，就能举一反三，终身向善。

朱子曰：读诗明礼为知，用之于日常生活中为行，故朱子说“致知力行”。朱子日读圣贤书，立修齐志；行仁义事，存忠孝心。(朱子手书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