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习得那文饬处时，自是易忘了那朴实头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之类。（《语类》卷二五）

巧言令色，求以悦人，则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己害人然后为不仁也。（《文集》卷四五《答虞士朋》）

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言辞动听，面目和善，只是致力于做表面工作以讨人喜欢。这样的人就是在尽情地发挥人欲，而把自己本心中善的德性给丢了——这是朱子对此的解释。

朱子说，一个人如果只是学会了“文饬”——做表面文章，伪装自己，那就容易忘记朴实的美德，最后变成了孔子批评的“巧言令色”之徒。用“巧言令色”的方法取悦别人，也就失去了人的善的本心，这也是“不仁”，并不一定要利己害人才算是不仁。

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尽，则祸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尽人事者，是乃所以顺夫天命而谨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岩墙之下也。（《孟子或问》卷九）

“人事”，指人应该做的事，人力所能及的事。“天命”，指人的命运。

朱子认为，“人事”与“天命”是统一的，人如果不尽人事（做你该做的、能做的事），那么就是自取祸患，也就谈不上天命了。所以，尽人事就是顺从天命而守住你的命。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就是说，知道自己命运的人，不会站在将要倒塌的墙下面。“知命者”是天命；“不立乎岩墙之下”是人事。你不能说你知道自己的命运，所以就站在危墙之下。万一墙倒了，不照样压死你？这就是没有尽人事。所以，朱子指出“人事尽处便是命”。

但是，人尽了人事，还是改变不了命运，怎么办呢？程颐说，有些人“遇一事，则心念念不肯舍，毕竟何益？若不会处置了放下，便是无义无命也”。就是说尽人事是必须的，尽人事以后，就要泰然听命了。如果不知道听命，心里总是放不下，那就是“无义无命”，这样既不在理，也不在命了。所以，朱子又说，尽人事要合乎理。人之所以命不顺，恐怕正是因为你在尽人事的时候没有合乎道义。他说：“处置者（尽人事），合乎义也；放下者，顺受乎命也。”

古人上下之分虽严，然待臣仆如子弟，待子弟如臣仆： 伯玉之使，孔子与之坐。陶渊明篮舆，用其子与门人。子路之负米，子贡之埋马，夫子之钓弋，有若之三踊于鲁大夫之庭，冉有用干却齐以入其军，而樊须虽少，能用命也。古之人执干戈卫社稷、躬耕稼与陶渔之事皆是也。后世骄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职为耻。此风日变，不可复也。士君子知此，为学者言之，以渐率其子弟，庶几可少变乎？（《语类》卷一三）

古人虽然对于辈分的大小和职位的高低（上下）有严格的区分，但是，他们对待下属和仆人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弟，而对待自己的子弟就像对待下属和仆人。孔子的朋友蘧伯玉派了一个手下的人来看望孔子，孔子请他坐并与之交谈。陶渊明腿脚不便而乘坐轿子，用自己的儿子和学生做挑夫。子路自己吃野菜，却千里迢迢背米给母亲吃。孔子的狗死了，叮嘱子贡要用东西把它包起来埋葬。孔子钓鱼而从来不用网（以避免伤害小鱼），射鸟从来不射归巢之鸟（归鸟要回家喂小鸟）。孔子的学生有若虽然是一个书生，但为了保卫国家，积极参与敢死队的选拔并上战场；学生冉求也是文人，但为了打败齐国的侵略，手持盾牌冲入敌阵；学生樊须虽然年纪很小，也勇敢地冲锋陷阵。古人或者拿起武器保卫国家，或者务农种地、捕鱼打猎、制作陶器，都是在为国家效力，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后来骄傲奢侈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厉害，反而把做臣子的责任当作耻辱了。风气这样变坏，要改变恐怕很难。我们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如果懂得这一点，一方面要大力宣传，一方面要以身作则，带领自己的子弟学生来体味、践行，也许还有可能改变。

德谓： 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道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文集》卷七四《增损吕氏乡约》）

朱子认为，一个有“德”之人应该具备如下的表现： 看到好事，一定会去行动，知道自己有缺失，一定会去改正。能管好自己，也能管好自己的家庭。能服侍好父母兄长，能教育好子女弟妹。能管好雇工，能处理好行政事务，能教育好员工。能服务好上级长辈，能和睦亲戚朋友。能选择益友，能奉守廉洁、正直。能广施爱心，能不辜负别人的托付，能救助患难。能引人向善，能规劝别人的过错。能为人谋划事情，能为大家服务。能调解纷争，能判断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做恪尽职守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