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朱熹生活在宋朝，恰是“重文治”“轻武功”的时代，统治阶级由“武功”转向“文治”。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明确提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于是“兴文教，抑武事”，北宋进入教育的繁盛时期。但是由于北方金族入侵中原，1126年北宋首都开封被攻陷，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宣告了北宋王朝的灭亡，以赵构为首的宋朝王室于1127年在临安建立起南宋王朝。山河破裂，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各种矛盾极为激烈和复杂。西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也已产生，于是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力的局面。由于朝廷尊孔崇儒又提倡佛老，而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儒学又不适用于国家指导思想，于是儒家学说走向式微，以致于自命孟子之后的韩愈大声疾呼，“道断”。北宋五子和朱熹们全力应对道德日下、外来文化和理论传承的挑战，力图恢复和确立国家的主体意识，重建社会理想和人格境界。而作为宋朝的教育重要形式的官办学校，大致分为：国子学和太学，具有大学性质；武学、律学、书学、算学、道学和医学，属专科性质；宗学、诸王宫学、内小学和国立小学，属贵胄性质；还有群雍、广文馆、四门学等，属特殊性质。地方学校分为洲学和县学。各级官学入学条件较严，招生人数也有限定，主要是服务官僚阶层的子弟，其终极目标就是为科举考试服务。这样培养的人才离宋太祖赵匡胤所确立的“文德致治”的要求相去甚远，培养出来的士人、儒者、官员、军人浸淫着升官发财、贪图享乐的思想，真的是“文官贪财，武官怕死”，以致金军铁蹄所及，如入无人之境，大宋王朝不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是“安不下一张行军床”。朱熹和大批知识分子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作己任，模仿孔孟行为，撰写奏疏，向朝廷和地方官府提出救国复兴的积极建议。然而道不行，他们转而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和文化教育，为国家铸造新的精神武器和新的人才。朱熹大力鼎故革新，采用新的理念、新的学校、新的教材、新的方法，不遗余力地培养天下英才。

（一）新理念

朱熹直承孔孟，把孟子关于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宗旨，阐释说“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养之，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矣。”一句话，教育的宗旨是使人向善，不仅是个体人格的完善，还要使社会性集体人格完善。《大学》开篇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儒家的“三纲领”。朱熹注释“亲民”解为“新民”，也就是要求社会精英们在自己拥有高尚德行后，还要引导全社会明德善行，不断追求至善境界，造就一代又一大新的社会有用人才。朱子规划了圣贤君子培养的“路线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儒家所谓的“八条目”。在这个发展链条中，“修身”是“内圣外王”的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也是教育的全部价值所在。其哲学依据可从朱熹的理气论和人性论上进行说明。“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统一于天理，“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这样，他就在理一元论的前提下，构建了道德伦理的形而上学，使道德教育具有了本体论依据。由此推出“性即理”，人与物因其理各得其性。现实中的人性总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前者是天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本质，后者则是人的特殊本质，是天理和人欲的综合体。但“性可复”，性发而情，“心统性情”，“只是这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是善，人心“可为善，可为不善”，只要主敬涵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变化气质，就能人心变道心，止于至善，成为圣贤君子，成就天下大业。

（二）新学校

朱熹的教学活动既重官办学校，更与私立书院关系密切。史志记载，与他有直接关系的书院多达67所。其中亲手创建的4所、修复的3所、读书的6所、讲学的20所、撰记题诗7所、题词题额的6所。钟情书院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朱熹可谓第一人。中国书院始于唐初，盛于宋代。如果说唐代的书院只是作为官学的补充，那么朱熹的教育实践则赋予书院全新的内容，邓洪波教授撰写的《中国书院史》指出，书院规制在北宋就已经形成，但书院教育制度的确立却是朱熹完成的。朱熹将书院规制扩展为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学问六大事业；朱熹制定了书院的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列出了“圣贤所以与人人为学之大端”，分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揭物之要，朱熹还编写刊印了系列教材。

由于书院大多由民间设立，国家虽有支持和褒奖，但其经济和办学思想是独立的，主要由私人管理和组织教学，书院就大大有别于官学和一般私学，书院教育主要是完善个人品德和增进学识，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书院有着自身的学术师承。书院不是单纯的师授生学的被动学习，而是以学生读书思考为主，辅之以硕儒会讲、师生讨论、学生切磋等教学形式，十分注重“对话”学风的发扬，追求极大的自由精神。书院有教育更有教化，强调德行的圆满，人格的完善，心灵的满足。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中国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孔门四科首德行，德本于性，则人而道天，由人文重归自然。此乃中国文化教育一项重大目标所在。”书院不同于官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它是对科举考试的修正和批判，也是对教育宗旨的正本清源。虽然通过书院教育不乏金榜题名者，虽然朱熹本人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且他的著作后来作为开科取士之制，但他却是科举考试的坚决反对者。朱熹在《信洲洲学大成殿记》文中说，“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学问。”在《答腾德章》信中说，“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且技愈精，其害来愈甚。”朱熹极力主张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既不同意当时宰相赵汝愚的“三舍法”，也不赞成其他人提出的“温补法”。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求州县共同承担选拔人才的责任，要求以德为先培养人才，选拔敢于承担大任而有实学者。朱熹对科举考试的批判是严厉的，甚至直斥士子“钓声名，干利禄”，“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成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这就是朱熹为什么热衷于兴办完全不同于官学教育路线的书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