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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教育革新的启示
2018-10-10 08:53:03  来源:武夷山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俊杰  


(三)新教材


朱熹捍卫道统,又发展道统,思想解放疑经惑传,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中国古代教育经典内容,在汉代是“六经”,汉代以后除去《乐》称为“五经”。随着时代的发展,“五经”对大一统的国家意志指导不强,与释老抗衡的针对性不够,也不利于士子学人循序渐进的学习。朱熹与时俱进地以《四书》代替“五经”,使中国古文化主题鲜明,体系完整。《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短文,而《论语》在汉代仅为小学所必修,《孟子》在汉以前不被认为是经书。朱熹用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临死前三日还在改写《大学?诚意章》的注释。1182年,朱子在浙东任职上第一次将“四书”刊印,并第一次提出“四书”之名,在武夷书院教学期间刻印了“四书集注”。朱熹认为“四书”体现了孔孟的基本思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容,何事不可为。”朱熹认为学习儒家著作,要先“四书”后“六经”。“《四书》《六经》之阶梯。”而就《四书》体系的内部而言,朱熹主张应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先后次序来学习,道理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都《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


朱熹关于教材的革新是成套系统的,将士子个人的“学”与为公众的制度的“教”加以沟通,考虑到儿童与成人、普通人与统治者的不同教育特点;注意到不同学者的水平差异;也考虑到了课程教材结构的平衡;兼顾了儒家经典的重新编注与中心的突出;关联了经典的学习和新近的学术,特别是新儒学的发展,这样就为新儒家教育理想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学者狄百瑞把这一套新的系统化的教材列为十一项,即:1、《小学》,作为学习的最基础的教材;2、《乡约》,广涉乡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及交际规范;3、朱子公告类(如《谕俗文》)《晓喻词话谍》《晓谕居表持服遵礼律事》等),对一些特殊领域的地方事务及人际活动的指导;4、《白鹿洞书院揭示》,基本的学校教条;5、《朱子家礼》,家庭生活礼仪与传统礼仪;6、《四书集注》,反映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与理想;7、《经筵讲义》,为统治者所谈基本讲义;8、《近思录》,《旧书》入门及成圣贤之序;9、《伊洛渊源录》,新儒家的学说本源;10、《通鉴纲目》,修正《资治通鉴》,立正统正人心;11、《学校贡举私议》,所有为学之要旨。


(四)新方法


钱穆先生言,“在理学家中,正式明白主张教人读书,却只有朱子一人”。 朱熹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他说,“道有实体,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共性个性统一。朱熹总结了孔子的教学方法,在有教无类,同等教育前提下因材施教,因人培养。朱熹的门徒众多,年龄不同,知识底子不同,禀赋、兴趣也有差异。他根据各人“人品之高下”,“材质之大小”而成就之。他说,“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


教育学习相长。朱熹根据《礼记?学记》所说,“学,然后能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又引用孔子和子贡问答,要求师生在教学中都能日新其德、共同进步,而且指出,教是仁,学是智,对己对人都是高尚的。基于此,“学不厌”“教不倦”。基于此,朱熹对学生采取诱导为多,而不仅仅是授受。朱熹对学生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去思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用商量而已。”基于此,朱熹要求学生多多向教师提问。《朱子语类》中记载的门人所提的许许多多问题,都得到朱熹的详细回答。朱熹提倡师生之间相互问疑,“学贵有疑”,“疑而后问,问而后智,知之真则信”。他们经常在夜间就着烛光进行问答讨论,仿佛像“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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