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知笃行并重。朱熹十分注重学习的实践性，并要求理论联系自己。他所说的“知行相须”如此，“博文约礼”也是如此。他指出，“致知力行，用功不何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知行相须，有如眼睛和脚的关系。当然学贵践行，“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方面的用语，朱熹多有强调，如力行，践行，躬行，践履等，朱熹把读书与其功夫论结合，要求与自身修养联系起来，“学者当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一一体察，须是晓然无疑，积日既久，当自有见，但恐用意不精或贪多务广，或得少为足，则无由明白”。用现代人的话语，就是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值得指出的是朱熹所说的践行，也包含经世致用的精神。他一生提倡“崇德进业”“成就德业”“措诸事业”“因于世用”“经天伟地”的实学。

课里课外结合。朱熹注重课堂常规教学，既有师道尊严的一面，又有营造轻松气氛的一面。喜欢用生活中熟悉的事例和画图讲解书本知识。著名的解《易》图就是，以图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既浅显易懂，又生动活泼。朱熹还把课堂延伸到室外，举行讨论，辨论和会讲，同时带领学生游历灵山秀水，放怀吟唱。“兴发千山里，诗成一笑中”，其门人叶贺孙说：“及无事领诸生游赏，则徘徊顾瞻，缓步微吟。”千古绝唱《九曲棹歌》就是在武夷书院办学期间写就的。

三

朱熹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它对于我国当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同时，更应反求自身，总结和学习传统的教育经验，结合实际加以创造性弘扬。我想朱熹教育改革做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

（一）德育为先

1985年、1994年、2000年、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三番五次下文，要求学校加强德育工作，并把它作为评价一个地区、一所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甚至出现了像马加爵宿舍杀人案、刘海洋伤熊案、药家鑫杀人案、福州北大吴谢手弑田案，为了喝口水竟然毒死舍友，为了争第一名、第二名竟然捅死前者。这些案件虽然是极端案例，但却足以反映我们的德育缺失。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学子求学国外，且呈低龄化的趋势，仅美国就有37.7万中国学生，占全世界留学生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本身不能不说是对我们教育的不认可或不理解。最近微信上读到一则消息，一位在苏州私立学校教了八年书的德国外教，带着挫败感离职回国。他说学校的教育“记忆成了学习的唯一方法，高压成了教育的唯一手段，保护成了成长的唯一措施”，“教育的功能只是为了应付试卷上的标准答案……人性教育、逻辑教育却是空白。”他非常悲观地认为“我一辈子也无法在中国看到真正的教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外乎是社会、家庭和学校。家庭是德育缺失的导向因素,社会是德育缺失的动力因素,而学校是德育缺失的直接因素。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德为先。朱熹反复说，国家教育“所以必立德行之科，德行之于人大矣。……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为学之本。学校的德育工作应从“三全”上下力气：一是全员。所有从事教育的教职员工，都肩负着教书育人的天职，都是德育工作的主体，不能只教书不育人。把德育工作当作是政工部门和政治老师乃至班主任的事，都是未尽为人师表之责，那样只能使学校行政化愈发严重。德育工作愈发“隔靴搔痒”，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全程。要把德育贯穿到教育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从学生的行为举止到各门知识的学习的全过程，让学生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三是全力。学校要把德育工作抓好，主管部门要建立简易有效的德育评价体系，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将学生和教职员工德育情况及时反映，高考的内容和录用要体现和突出德育，改变“选分不选德”的状况，全力将德育工作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