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子的学术成就

朱熹的学术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比如在易学方面，他著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在文学方面，他撰有《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在礼学方面有《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在史学方面，朱熹很早就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另外，他还指导学生注解《尚书》。特别是，他合刊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称为《四书章句集注》，前两部书是集注，后两部是章句。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四书或问》。此后，《四书》的经典地位甚至超越了《五经》。元代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这也确立了他在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总之，朱熹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

（三）朱子的学术思想

我们知道，《大学》是孔门后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其中提到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朱熹最重视的就是格物致知。

朱子是怎么理解格物的呢？他认为，格物就是“即物穷理”，要了解事物的道理，必须在事物本身上穷理。这主要是针对佛教。朱子认为佛教也讲了很多理，但佛教的穷理脱离了人伦和万事万物，脱离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物穷理就将儒家与佛教在学术方向上区别开了。

格物穷理的主要途径，朱子认为就是多读书，多了解事物。关于这一点，朱熹曾和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有一次辩论，史称“鹅湖之辩”。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朱熹强调要教人广泛读书来考察事物之理，强调这是儒者治学的基本方法；而陆九渊则主张反求内心，不重视读书。这样比较起来，朱熹的主张是一种重视知识和学习的理性主义的方法。

（四）教育兴学

朱熹一生特别注意兴学，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办新的学校。比如到南康就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亲自制定了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这不仅是中国书院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在整个东亚的教育史上，都是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学规在韩国、日本都有很大的影响。朱子65岁的时候又修复了岳麓书院，亲自到书院讲学，而且让岳麓书院以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为学规。

朱子讲学强调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这使得理性主义成为后来中国思想的主流，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顺利学习近代科学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陈来）